近期到基层采访，总是会询问基层干部一个问题：今年是基层减负年，你们有什么感受吗？

　　听到记者的问题，他们多会露出不自然的苦笑，沉默片刻，尴尬地摇了摇头：没什么感受。

　　所谓“没什么感受”综合起来看，主要是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以前怎么样，现在基本还怎么样，甚至因为工作情况的变化，各项任务考核还有所增多。关于当地是否出台了减负的要求，有的表示根本没听说，有的表示听说了但是和他们的具体工作关联不大；另一种是确实感觉有变化，比如文山会海的现象有明显好转，但是其他方面的考核又多了起来，尤其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比较突出。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他手机上的APP装了五六个，而这已经是精简之后的，其中三个要求每天打卡排名，他只能把洗漱和吃饭时间拿来“刷”APP；第三种则是确实感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量有所减少，但是考核问责的压力依然巨大，尤其是基层权责不对等的问题。“上项目的时候不咨询我们的意见，名为‘减负’，但是事后管理责任还在我们身上。这样减负不如不减。”

　　当然，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记者采访的样本实在太少，不能代表整体情况。但这应该也说明了当前基层减负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值得关注。

　　而不久前，长期关注基层治理问题的《半月谈》也推出了一期关于基层减负的“年中观察”报道，指出：目前，破除基层形式主义的一些做法起到了积极效果，但也有些是表面文章，部分地方“口号喊得响，获得感不强”。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并不让人意外。自今年三月中央《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下发之时，舆论在欢呼和期待之中亦不乏忧虑，提醒千万别搞成“以形式主义破除形式主义”。现在看来，这些担忧确实并非杞人忧天。

　　当然，破解形式主义顽疾本就不是一夕之功，通知下发不过四个月的时间，指望在短期之内，就能在此问题上有较大的改变，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数月以来，在关于基层减负的问题上，各地还是有不少的实际动作。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海南等地纷纷出台措施，狠刹会风、精简文件、减少督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形式主义给基层带来的各种负担。但是，为什么基层还是感受不明显呢？

　　关于这一点，笔者也和基层干部讨论过，在他们看来，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如何界定，没有标准。实际工作中，哪些做法是形式主义要适量减少的，哪些是要绝对消除的，哪些又是工作必须的流程应当保留的，没有统一标准无法界定，一些地方工作中很难把握好尺度，只能从形式上入手，简单对照中央要求做一些增删调整工作，无法触及要害。其次，如何追责，无法操作。“没有追责，就没有威慑”。很多形式主义的做法，不同于一般的违纪违法，带有一定的隐蔽性，而且往往打着“正当”旗号，所以即便存在明显违反中央要求的行为，也很难制止和追责，这导致一些地方减负的要求难以落地。再者，如何考核，难以量化。有些地方减负工作看起来很突出，比如召开的会议、下发的文件、工作的微信群等，确实数量缩减明显。但是这其中有些是数字上的减负，只是换了个形式或者合并同类项；有些确实有所减少，但是基层干部最关心的“层层甩锅”“滥用问责”等问题却并无缓解，导致他们获得感不强。

　　回头去看，早在2016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就曾发布了《关于解决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等问题的通知》，这时有关治理基层负担过重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案头。后续有关部门也下发了一系列相关要求和通知，但是成效并不明显。此次中央把2019年明确定为“基层减负年”，出台了一系列高含金量的举措，可见决心。基层干部对此期望很高，期待很大。如何避免陷入以往那种“越减越负”“数字减负”的怪圈，这对我们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我们常说，基层负担过重的症状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因此，要切实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要从源头抓起，从“上级”抓起，尽量消除不必要的任务、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言之无物的指导意见等，多从基层干部的角度考虑问题，切实把他们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但是，这不应该只是从上至下单向的推进，而是要形成上下互动的过程，在减的过程中多多“问计于基”“问感于基”。近些年来，“获得感”这个词我们说的比较多，主要是用在老百姓身上，其实对于基层干部也是如此。总书记说过，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我们在基层减负的工作中也应如此。减负减得如何？成效是否突出？哪些工作需要加强？哪些疏漏应当弥补？这些都应该多问问基层干部的意见。让他们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建议权。如此，我们的减负工作才能切实减到关键，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