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南京市江宁区旅游产业集团打造的横溪街道龙乡·双范美丽乡村。见习记者 陈 俨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万程鹏摄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从农村基本实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到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再到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农村社区股份合作改革，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改革热潮。“十三五”以来，我省各地又承担了24项国家级、省级农村改革试点任务，是全国承担改革试点任务最多的省区之一。元月11日，省农业农村厅召开改革试验区工作座谈会，15个试点地区总结了经验，为试验区发展建言献策，给深化农村改革探路出招。

　　农村拆迁变“社区” 留地发展要落实

　　南京承担国家集体资产改革试验区改革任务。该市农工委副书记马洁峰介绍，目前已有449个村（社区）完成股权固化改革，量化集体经营性资产40.7亿元。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南京支持拆迁地区通过货币化补偿、留地发展、置换经营性物业（股权）三种方式开辟致富新路径。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江宁等经济条件好的城郊区，拆迁村转型为城市社区，拿到拆迁款后，村集体多选择购买菜场、超市、门面房等物业资产，发展租赁经济；有的和城建平台、开发商合作，开发写字楼、研发楼。江宁东山街道章村社区从工业集中区、门面房到总部大楼，账上的经营性资产超过6亿元。骆村社区书记刘宁介绍，村里利用留地政策，建起了骆村总部大厦对外出租，年租金400多万元，眼下又联合区城建平台合作建设3万多平方米的人才公寓，总投资1亿多元。

　　但并非所有拆迁村都像章村、骆村这样，能够利用区位优势得享城市化红利，在市场大潮中“呼风唤雨”。对那些区位不占优势、经济实力不强的村，南京鼓励村集体联合抱团、异地发展。江宁、栖霞区有67个村组建4家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通过购买优质资产、承担实施配套项目，每年获得8%—10%的稳定回报。在苏州，吴江引导50个经济相对薄弱村组建惠村公司，统筹各类帮扶资金、村集体资金2.2亿元投向太湖新城优质项目，每村年收入增加60万元。

　　不过，即便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也有“成长的烦恼”。“虽然南京有村组拆迁后有2%土地留地开发的政策，像我们村有50亩的用地指标，但这么多年下来，只用了十几亩。”南京某城郊村负责人叹苦经，留地给拆迁村开发物业，对所在区街来说，是损失了一笔土地出让金，却为村集体“养了一只会下蛋的鸡”，这项政策落地，还需有关部门支持。此外，村集体出租物业赚的钱，除了给农民分红，承担集体公益事业，还要留足滚动发展基金。可眼下虽然免征了契税、印花税，还要缴纳增值税、所得税，而且运行经费、公共服务支出需所得税后列支，社员普遍认为不合理。

　　“市场经济大浪淘沙，村组拆迁进城，集体这笔钱来得不容易，还要紧着花，农民挣的钱，应尽量用于农民，相关税费应尽量减免。”江宁农工委书记周书全说。

　　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

　　帮农民算好“三笔账”

　　作为全国改革试验区，苏州承担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改革、重要农产品保险等四项试点改革任务，是承担全国农村改革试点最多的地区之一。这当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事关农民长远保障，推动农民市民化，关注度很大。

　　“之所以试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是因为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率高，土地保障功能已经弱化。”苏州市农办副调研员季瑞昌介绍，虎丘区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到村集体和合作社比例达90%，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小，而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为农民提供了很好保障。

　　围绕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虎丘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把试点对象分为非特色田园村庄和特色田园村庄两种类型，因地分类推进。目前，改革试点已在全区4个乡镇33个村展开，共退出承包地2万多亩，涉及农户1万多户，落实社保资金32亿元，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但单一的经营性土地退出后，农民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开始下降，这不利于土地复垦和集约利用。为此虎丘区又提出了承包土地与宅基地“双地退出”：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宅基地换保障性住房，弥补了原有政策缺陷。

　　困扰这项改革试点的另一难题，是保障所需资金数额巨大，以及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后路”问题。虎丘区从全区2017—2021年的土地拍卖金中提取5%，作为推动这项改革的社保专项资金。如皋市也在试点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做法是为退地农民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保障认可分红的权利，同时建立财政支持下的收储机制，充分保障农民利益。

　　“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是充分保障承包农户财产权利的重要形式，但要帮农民算好三笔账：进城账、离农账、后路账。”省农业农村厅农经处处长杜海蓉认为，虎丘区不仅一揽子解决了当地1万多农户就地城镇化、市民化问题，而且2万多亩土地由镇村统一进行农业开发，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强村富民目标；但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项改革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如何确保可复制可推广，还需要通过改革试验继续探索。

　　土地经营权入股

　　“债股渐进”可双赢

　　农村土地流转后，集中到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手中，农民一次性收取租金，是当前土地经营的常见模式，但土地作为农业经营的核心要素价值并未充分体现，农民出租土地后也与现代农业发展“分道扬镳”。常州市武进区试点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革，让承包农户成为“股民”，分享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

　　武进区农办副主任姚志平介绍，该区主要采取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有三个典型案例：一是洛阳镇汤墅农地股份合作社以603亩土地经营权作价260万元，入股组建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二是嘉泽镇跃进农地股份合作社以184亩土地经营权作价2000万元，入股组建西太湖花木合作社；三是洛阳镇岑村以550亩土地经营权作价1000万元，入股组建农地股份合作社，探索构建了“农地股份”+“农民专业”的土地流转“双重合作”模式，农民除了“保底收益”，还有“分红收益”，以及“劳务收益”。

　　“虽然制度设计积极推进，但经营权入股也存在问题和困难。”姚志平说，流转土地的农民习惯每年收取租金，对入股经营这种新的经营模式不理解，对入股经营参与分红有疑虑；企业也担心，土地流转金本是固定成本，现在却成了公司股份，如果经营不善，农民无法接受，如果分红多，会降低自身利润。

　　“经营权入股，农民和企业的关切都要考虑，如果一下子推不开，可采用‘债股渐进’模式，谋求农企双赢。”专家建议选择经营状况好的涉农企业，按照普通债权、可转换债权、优先股权、普通股权等债权与股权形式，逐步入股企业，探索“保底+分红”、股份分红、优先股等分配方式。这样，既让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又降低失去土地经营收入的风险，同时保障了入股各方的合理权益。

　　让村集体和农民持续增收，南京市高淳区探索出“股权+能人”的混合经济模式，释放出“富能量”。土地流转后，集体股份由村社区作为投资主体，引入会经营、懂管理的乡土专家和农业企业参股。东坝镇东坝村和水草专家汪桂伢、农户以5：4：1合股养青虾。阳江镇胜利村、新正村与龙头企业帅丰集团以51：49股份，雇用农户养鲈鱼，试点均取得成功，鲈鱼养殖亩均效益5000元—1万元。

　　本报记者 顾巍钟 吴 琼

　　【声 音】

　　守住“四条底线” 呵护农民利益

　　江苏农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变化得益于改革，未来永续发展的动力也依然靠改革。农村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江苏答卷”，农村改革还要攻坚克难、持续发力。

　　农村改革走到今天，广度和深度有了很大拓展，从农地集约经营到入股分红，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到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农村很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出在农村，症结并不在农村，仅仅依靠农村内部的改革，是难以根本突破的。改革不能就农村论农村，而要紧扣城乡关系重塑，统筹谋划城乡改革，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农村改革到深水区，也不是某一个部门可以完成的，更不是某一项改革单兵突进就能奏效的，当前尤需注重顶层设计、系统集成。作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苏州同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分配收益权有偿退出，以及重要农产品保险、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机制创新、新型职业农民试点等多项改革，就是因为这些改革举措彼此关联、相辅相成。同样，集体产权股改的“江宁经验”，也不是一改了之，而是统筹布局留地开发、区街扶持、抱团发展，帮助社区集体经济组织闯荡市场。

　　省委农工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时云指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农村改革需要凝聚各方面合力，从城乡融合的全局，对农村改革试验的各种要素统筹考虑，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农村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鼓励地方创新、尊重基层创造、总结先进典型，方能发挥其示范作用。农村改革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将完成多少项改革任务和要求，打破哪些体制机制的障碍和束缚，更在于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农村改革无论怎么改，都要守好四条底线：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