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乡土的活化“实验”
2019-12-09 14:22:00  来源: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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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在,村庄就不孤单。

  

  

 

  

 

  

 

  天儿太热了,来块儿“三瓜公社”的西瓜吧。

  

  

 

  

 

  

 

  乡村原本是有自己的魅力的。

  

  

 

  

 

  

 

  被保留下来的土屋,成了网红打卡地。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第一次见孙君,是在北京一个被居民楼包围着的会议室里。当我按照导航提示七拐八拐来到目的地时,只看到一只猫气定神闲地坐在那里,一度以为找错了地方。

  试探着推门而入,里面却是另一番天地。大概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会议室里熙熙攘攘地坐满了人,有挤到前面拍照的,有交头接耳说话的,更多的则是安静地看着主席台。

  孙君穿件呢子大衣,戴着他那副挂链眼镜,站在台子中央。“我再说一句啊!我们不开那种刷脸的会,一人五分钟十分钟,我们不开这种会。所以下次,我们一人半小时、一小时,把虚的东西剔除掉,把每件事谈清楚,充分地讨论,充分地提高。”

  这是“农道联盟”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一些人跟孙君念叨,应该建立一个这样的联盟,把一些做乡建的人组织起来,定期开开会交流交流想法什么的,以更好地推进乡村建设落地。而孙君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的一个符号。

  之所以选择孙君,不单因为他的“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理念得到了多方面尤其是市场派的认同,做出了如“郝堂村”“樱桃沟”“三瓜公社”这样全国闻名的村庄,还因为他是个名人。

  而孙君的出名,是从北京延庆一个小村庄开始的。

  

 

  “我们画出来的那个大同是假的,大家还很高兴”

 

  1998年的北京,风沙还很大,时不时就从罗布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刮来漫天尘土。女人孩子出门总不忘带一条纱巾,沙尘来了好把脑袋裹上。

  “环保”这个词在当时的中国还很时尚,最先接受这一“舶来品”的是群艺术家,画家孙君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机缘巧合,这一年他来到了北京“地球村”廖晓义的团队做志愿者。项目是当时的非政府组织(NGO)支持的,就叫“地球村”。目的很明确,就是更好地推进乡村环保。

  “我们没有进行过专业的训练,农业、环保,反而处于人最本能的反应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资源分类、农家乐改造、土壤改良中用的是蚯蚓,做得还很先进了,包括生态修复等等。我们去那年农民的收入是1600元,我们离开的时候就达到了5500元。当时在国内外影响比较大。”孙君说。

  当时北京农村还很落后,项目所在地延庆堆臼石村的生活也艰苦,吃得住得都不像样。孙君不在乎,决定留在村里带着村民做项目。后来村里的农民都喊他“村长”。

  “挺高兴,‘村长’‘村长’地喊着,你看老百姓认可了。”孙君笑了笑。

  不久之后,堆臼石村成了联合国确认的世界第101个、中国第一个生态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可是这种成就感并没维持多久。也就在2000年他离开后没多久,农民的收入迅速掉头回到了1600元。等他再回来时,河岸的垃圾又回来了,几个垃圾池变成了农民的鸡窝,整个村庄都失去了发展方向。

  “农民实际上是不会做的。我们做项目过程中没有传授一套方法给他们,没有把理念和习惯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而且我们是直接绕过村干部去和农民打交道,团队一撤走,农民马上就散了。”孙君说,他离开后这个项目就失败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各种荣誉如雪片般飞了过来,可是孙君说他没法接受。

  这件事还给孙君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村里那些农民跟着他辛辛苦苦干了这么些年,充满了希望,已经到了一定高度了,又回到零,他接受不了这种高高飞起又狠狠跌落的感觉。

  “但是不可能再做这个项目了,因为钱花完了。对农民的伤害也大,他没看见那种生活的时候无所谓,大家都穷嘛。人最怕是有了高度再回来,就痛苦了。”孙君说。

  也就在他去“地球村”的前一年,中央美院组织学生外出写生,孙君这一组去的是大同。大同是产煤的地方,当时污染很严重,照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10米之内看不见人”。

  “但是写生的人把大同画得阳光明媚。我一看,不光是学生,老师都画得阳光明媚,画完了展出来大家一致评价画得好。当时触动你心灵的就是,这是真的吗?艺术是干嘛的?”孙君说,“他几乎和我们今天的有些事是一样的,就是不能用真实的眼光和自己的眼睛去客观地看待事物。可是你普通人不懂不要紧,你是艺术家,你是知识分子,这样做还了得?这是对社会的误导啊。当时我就觉得不想画画了,就觉得没有意义了。”

  事情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从中央美院,到“地球村”,再到后来的“堰河村”,最后积累到一定要做这样一件事。所以2003年的时候,孙君创建NGO“北京绿十字”,从此就与乡村建设没分开过。

  

 

  那个闵黑子讲,“我们只点头,不讲话,回头自己干”

 

  前面的项目虽然失败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却让孙君成了“名人”,让他有可能在乡土中国的其他某个地方去弥补遗憾。

  那时的中国乡村,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当中。城镇化大潮下,农民纷纷奔向城市寻找出路。敏感的人们感受到乡村的衰败,一些地方官员也在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并且组织不同方面的专家出谋划策。

  当时襄阳市请了一帮人去考察,有人就说知道有个叫孙君的人,他做农村做得好,就是因为电视天天报道他。

  “他们就问,能不能到襄阳来做一个你梦想中的乌托邦。乌托邦就是失败的嘛,没做成的叫乌托邦,大家都不相信你做成了。五山镇的堰河村就是那时候选的。”孙君说。

  那时候的五山镇党委书记余宝军对“三农”问题有研究,对环保问题也有想法。一接触,觉得孙君这个思路可以,就决定做五山项目。

  孙君的目标也很清晰,首先就是以前犯的错误,在这儿不能犯。

  那怎么不犯这个错误呢?这次孙君就不再每天敲钟让农民上工、安排他们干活了,而是把他的想法告诉村干部和镇党委书记。

  “我讲我有个想法,什么意义什么意义,你看怎么做。他说我有什么想法,他跟我商量。因为我们方法比他多一点嘛,我说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不可以。”

  五山镇当年有个茶厂,当时茶很便宜,环境也差。五山镇找孙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茶叶。“我说你别这样卖茶叶,赚不到什么钱,我告诉你怎么把茶叶卖出去,怎么卖呢?你把环境搞清楚,你把垃圾分清楚,你把污水搞清楚,你把土壤改良好,将来人家找你买茶叶。”

  那能卖掉吗,咋搞呢?他们做了几件事。

  第一把猪圈保留了下来。那时候全国乡村都在拆猪圈,新农村建设很大一块就是改水、改气、改厨房,不鼓励甚至禁止散户养猪。孙君的理由是只要保留了猪圈,剩饭剩菜就能处理掉,农民就有有机肥,生态就保护下来了,农村的垃圾也解决了。

  第二是资源分类。他说中国乡村自古以来就没有“垃圾”这个概念,“垃圾”是城里人的概念,千万不能把城市的垃圾体系带到乡村来。

  “中国的农村一直把垃圾当做资源用。农村的污染咋来的呢?就是生活用水偏多一点,但是每家是独立排放,经过阳光、绿植、土壤,自然就是一个分解系统,垃圾分类就简单了。剩饭剩菜不跟垃圾混在一起,剩下的铁、布都有人收。”

  第三是建立一个自己的标准。孙君认为,只要是大规模种植就很难搞成有机的。因为只要面积一大,病虫害就来了,虫鸟就没有了,蚯蚓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保留一个生态空间。在五山镇,他们设计了每100亩到500亩就有一片保留完好的森林,大鸟、小鸟都有。农民建房子不能用水泥,给燕子做窝留下空间。

  “我说你们要想真的帮助农民,就要这样做,五山的标准才能冲出去,茶叶就有好价格。”

  当时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都觉得这个思路可以,但是流行的做法跟他们想的正好相反。当时政府层面有扶持资金,村收集、镇集中,垃圾填埋。有机农业也有一套标准,后面需要很多东西来支撑。可是农民都是散的,没法搞公司、搞注册、搞检测、搞品牌,所以政府层面也很为难。

  “那个闵黑子(当地的一个干部)讲,我们只点头、不讲话,回头自己干。”孙君说,就这样,在决策层面算是基本达成一致,接下来就是动员农民了。

  孙君去五山镇考察,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农村的树砍得一塌糊涂,水土流失很严重,桥也冲掉了,路也冲毁了。他就给当地人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很多地方的村规民约也是,生男孩要种16棵树,生女孩种9棵树,无论男女都留3棵给村庄。“树都没有了还咋叫村啊?让农民接受了这种规范。”

  “我说你们村只要把这些工作搞完了,茶叶就卖掉了。然后就说好,我们搞。”

  当然还不止这些,后面还有一个,就是精神上的给养,也就是乡村的文化和信仰。这方面的重建,孙君借用的是一个茶坛。

  “啥意思呢?就是在五山的茶山上,建一个农民祈福的茶坛。我们定的是上午9点28分,全村选出年纪最长威信最高的长辈,带着人,到五座最高的山上取水取土,用红绸子包好,搞得很严肃。你们把自己的愿望写下来,埋在茶坛下面。有的农民写我要考大学,我要娶媳妇,我要盖房子,全镇的人写了很多很多。全部收集来,装在瓶子里,用蜡封好,红布包好,放在茶坛下面,把水和土封好埋下去。”孙君说,“这个为什么重要,就是要让农民心中有敬畏,因为茶叶和自然有关系。”

  后来这个茶坛真就成了当地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年年都举行祭奠,变成了鄂西北地区春茶下来前的一个固定仪式,连续办了十几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还去拍了部电影,叫《茶色生香》,讲的就是这里茶人的故事。

  “环境与学校也是,原来说把小学并走。我与村干部说坚决不给他并。村庄只要没有小学,没有信仰,没有环境,就不叫村庄,这些是农民的文化。所以这些全保护下来了,这是一个多样性的村庄。”

  正如孙君所愿,团队撤出来这么多年,这个村庄从来没有出现一起上访事件,打架斗殴没有,偷盗啥都没有。

  “我说你就搞几件事情,简简单单的,村规民约也不要写得花里胡哨,就写几件事情,讲清楚就行,讲管用的。”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把艺术还给乡村”

 

  第二次见孙君是在一个小客厅里。他和我提到了冯友兰的一段话:市民和农民,到底哪个更尊重知识,更文明、更爱国?

  “他是这样说的,凡是遇到灾难,城市人抛弃城池是最快的,因为他不是不动产,全是钱,金银财宝,一打包就走掉了。农民是走不掉的,土地、树木、牛羊,他带不走。带不走,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根的文化’。”

  孙君是在城市长大的,儿时对乡村的了解,也不过是每年过年去农村的外婆家一趟。但是他说中国人对于乡村的感情,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就说过年,就那么几天,唯有中国人,‘哗’一下都跑回去了。就是去寻根。”他说这就是乡村的希望。

  2011年孙君到郝堂村调研,走到一户,老人搬一块砖头过来给他看。上面写的是一个禅院的牌子,庙也没有了,但是老农把石头保留了下来。孙君问:“你保留石头干嘛呢?”老人说:“我一生当中的梦想就是把这个禅院建起来。”为什么要建这个禅院呢?他说没有庙怎么能叫村呢?他保留了四五十年了,这就是他的愿望。实际上他是有追求的,不单单是为了钱。

  村里还有一个姓郝的人要卖树。“这么粗的大树。”孙君用手划了一个圈,“一般的树100块钱一棵,人家出到300块,他弟弟就讲,卖!300块这么高的价格不卖吗?卖!他不干,因为树是他家弟弟的,他就站在那个地方说你锯我的腿也不能锯树,你300块我买回来。”

  所以在“郝堂”,孙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源分类,让村民把村庄环境搞好,在房屋建筑上讲究起来。他要让农民知道,自己生活的这块地方原本就是美的,“我们得把它找回来,把艺术还给乡村。”

  突破口是“垃圾池”,孙君的说法是叫“资源分类中心”,其实做得特别难。

  “一开始他不同意。我说盖房子我要最好的工匠。农民说我就是最好的工匠,拆了五次。不行重来,第二次就跟我骂了,第三次就跟我吵了,‘我不干了,这就是最好的了,你拆了三次,太没面子了。’村委会也跟我吵啊,拆到第三次的时候,钱花完了。我跟他们讲,你看古代农村的建筑,漂亮吧?好看是正常状态,现在你们把丑变成正常状态。他就说我一个农民,我还好看呀。即便是村里的老人,他对乡村的历史都不见得了解。因为从他的经历来说,一直是城市优于乡村的,所以他认知里就是这样,我怎么能美得过你城里呢?他不知道中国100年前所有的财富、美丽、文化、时尚都在乡村。”

  在这一点上,孙君很固执。他没有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妥协,而是在坚持中一一化解了。

  基础材料用的是一种满大街都能看到的水泥砖,还有附近坡上捡或买回来的石头,然而建成之后不知有多少人来参观学习。这也使得村里人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视此为村庄的骄傲,并且主动承担起了讲解的义务,“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垃圾分拣中心,哪个村有这样的地方?”

  孙君一直跟我感慨,说这些年中国传统的乡村文明、农民的自信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是在强大的城市文明的漠视和压力下造成的。

  “我们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很好了,可是为什么又突然迷茫了,回过头来要找传统了呢?现在所有中国人都要往乡村跑,那你说乡村到底好还是不好呢?不好为什么还要往回跑呢?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恰恰是城市的另外一面,你稀缺,甚至没有的。”

  孙君一直认为中国的文明、道德、伦理、良知的源头在乡村。“为什么我们一到乡村去就有感觉呢?为什么艺术家要往乡村跑呢?因为它更靠近艺术,更靠近直觉。它从视觉、心灵、精神当中更适应人的感觉,就是这个逻辑关系。”

  这种关系农民不会说,他是这么做了。传统给了他这样的习惯或惯性,他还保留着一点。“我们到农村看,不是全部没有,它是碎片化了,这边被冲击了,那边被破坏了,但是蛛丝马迹你是能感受到的。”

  对孙君来说,正在做的就是抢救这点蛛丝马迹,然后按照一种逻辑思维慢慢再往上推,把它复建起来。

  

 

  城市不识“李开良”

 

  做“郝堂”的时候,孙君认识了一个叫李开良的人。

  他拿出手机,翻出张照片,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老爷们,笑得格外灿烂。

  “小学四年级,会用九宫格画图,很标准。”

  当时孙君正发愁,因为不想把“郝堂”的房子建得像城市,就琢磨着怎么找一个有技术、有文化、懂民俗的人。

  也是巧,有一天和几个人到山上去玩。找水喝,进到一个村子,有个小破房子,一个农民在里面炒茶。

  “我说在你这儿喝点水,他就给我们搞水喝。在他烧水的时候,我就到院子里一看,哎,他家厕所还分男女。我说这个农民家还可以,搞得很干净。他很客气,新茶给你喝。那种感觉特别好,你到城市哪一家门都敲不开。”说到这里,大家就笑。

  “我就问他,你会干嘛?炒茶,除了炒茶还会干什么?会盖房子。我说传统建筑会不会?他说会,会一点点。除了盖房子还会什么?他讲我还会画图,拿出来一个九宫格画的施工图,我一看还可以。中午请我们喝酒,好啊,还请我们喝红酒。”孙君惊叹道,“杯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个农民还有点品味。留下电话,说盖房子找他,帮我试一试。”

  过了几个月,“郝堂”开始建房了,孙君也不知道这人到底行不行,就请他来建个厕所试一下。把图画了,交代好,就回北京了。个把月后回来一看,喜出望外。“真是手艺人,那个砖头结构,理解得用心啊,用手磨,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还有不足,我们就商量,怎么改怎么改。”

  孙君建“郝堂”,李开良是关键人物。如今人们到“郝堂”玩,看到很多清水墙、小布瓦、带飞檐的房子,相当一部分都出自这些乡村工匠之手。

  孙君说这个事说明乡村有很多宝,就是价值没发挥出来。就拿李开良来说,按照规定承接郝堂村的建设项目需要国家建造师资格证,要有公司,有发票,凡是没有这些的人不能参加,而这些乡村工匠根本就办不到,等于在市场中把他们排除掉了。

  “1949年解放后建设新中国,当时农村识字率不足5%,怎么办?扫盲。毛主席并没有说你不认字不要你搞了,我叫别人搞,没有。农村建设也是这样的,没有标准,应该制定一个符合他们的标准,或者提高他们的学历让他们读书,而不是轻易地排斥在市场之外。”

  孙君说:“文明啊,不能注入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一定是假的。这些年都形成了一个做大事、做宏伟的事的习惯。我知道做不成,但是我知道做最小的事,离柴米油盐最近的事,要反其道来做。”

  “他们当时来,也是孙老师,你能不能来建一个大的门头、大的礼堂。我说不要,小事做好再做大事。人家都建了礼堂了,我们为什么不呢?老是有这种东西在干扰,惯性思维。”

  当时去“郝堂”考察,旅游局的人在前面走,孙君就跟在后面。前面的人说这个破房子拆掉,这个破墙拆掉,这个树死了砍掉。回来孙君就跟他们讲,所有你们讲拆掉的房子全部保留,所有你们讲保留的房子全部拆掉,文化与旅游就有了。

  事实也证明,一年半左右的时候,原本破败的郝堂村大变模样。孙君设计的上百亩荷塘,盛夏里莲叶田田。村里的建筑,除了公共设施,无论餐馆、客栈,几乎都是村民自家的宅院。蜿蜒的石板路、质朴的石桥、清水墙、小布瓦、传统样式的狗头门楼马头墙,别有一番情调。

  这些年孙君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尊重农民的处事原则。比如一定要让农民成为主体,因为土地是他们的。“土地从农民手上拿过来3万块钱,卖到市场是100万,结果97万归企业和政府。我一看这不行,当时我们啥都谈好了,一看他们只拿3万块钱,这种事我不会做。”

  有一次,孙君带人做一个小镇,做到一半的时候领导调走了,新来的领导说下面的规划要改,改了剩下30%的钱才给你。孙君就让人带话告诉他,第一他不改,第二钱他不要了。“我不要钱了,你没办法了吧。”

  这几年,孙君也发现,很多地方在开始反思。“比如整齐划一不对了,反应过来了,刷白墙不刷了。表层的问题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关键是人,人除了物质之外还关注文化、精神的东西,这个没有5年、10年跟不上。”

  我的采访占用了很长时间,一个脸被冻得通红的年轻人进来看了两趟,最后忍不住跟我说,外面很多人等着呢,都是来找孙老师想办法的。我说马上结束,紧接着六七个裹着厚棉衣的人挤了进来,坐下就开始握手介绍:“孙老师,这是某地的某某,你好你好,他们那里有个村庄,现在的情况是……”

  孙君说,好好好,又转头跟我说,“张记者,我再说一句,乡村的复兴是一场政府、社会力量和村民三方协作的结果,离开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认同,哪怕是一个村庄,也不一定建得成。”

  收拾好采访本,挤出小客厅,我又回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某种意义上,他们做的就是一场乡村“实验”,而且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实验”。对于再造乡村这个题目来说,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老一辈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到现在,持续百年,几代乡建人走进穷乡僻壤,力图扭转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以及贫穷状况,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者这本来就是一个不会有确切答案的选题。日复一日不断生长着的乡村,要求这场“实验”一直延续下去。

  本版图片均由三瓜公社、北京绿十字提供。

责编:车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