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5日，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的乡亲们，早早地来到村会议室，等待观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现场直播。当村党支部书记施金通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牌时，村会议室沸腾了，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 新华社发
看着激动人心的瞬间，大伙的思绪回到了终生难忘的2013年11月3日。那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访贫问苦，在村民施成富家的木楼前，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方略，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从此，“精准扶贫”理念从十八洞村走向全国，成为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
十八洞村进村道路前后对比。 新华社发
精准扶贫，拔掉“千年穷根”
十八洞村是典型的苗族村落，地处武陵山脉腹地，因村旁山中有18个天然溶洞，故名十八洞村。山高沟深路难走，阻碍了十八洞村脱贫致富的步伐。2013年，全村939人有贫困人口533人，贫困发生率高达56.76%，年人均收入仅1688元，村级集体经济为零。
“2013年以前，十八洞村可谓‘四大皆空’：没有思想，脑袋是空的；没有人气，寨子是空的；没有产业，口袋是空的；没有老婆、家庭是空的。”说这话的是麻辉煌，他是湘西州花垣县双龙镇镇长，也是十八洞村第三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精准扶贫”开始以后，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先后选派了3轮21名干部驻村帮扶。麻辉煌介绍，2014年春天，花垣县委向十八洞村派出第一批驻村扶贫工作队，工作队到村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路。“可是，当时有村民竟拦住挖掘机，不让施工，说他们不要路、只要钱。我们给贫困户送去耕牛，让他们发展生产，没想到他们将牛以每头3000元的价格卖掉了。”
这些人，这些事，让驻村工作队认识到，精准扶贫，不是简单地给钱给物，扶贫必须先扶志。
2014年以前，十八洞村班子成员学历低，三分之二为贫困户，难以担当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重任。在当年换届中，十八洞村推行“双述双评”，把能力强、群众信任的能人选进班子。从此，党员干部的引领能力显著增强。村里修路占地没钱补偿，党员龙太金站了出来，说了一句“从我家先挖”；村里建腊味车间需要用地，老支书石顺莲自愿让出承包地……
十八洞村顺势推出“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制度，定期举行村民道德评比，群众踊跃参与。每年11月3日举办扶贫晚会，对优秀村民予以表彰，用身边人、身边事鼓舞人、引领人。就这样，村民的精气神上来了，喝酒、打麻将的少了，发展产业、投身公益的多了。当年因不准电杆架在自己田里而大闹村部的村民施六金，在村里修建停车场时，无偿让出1亩多地。村民龙进则把外出挣钱的事丢在一边，回村参加修路、改水。2014年以来，全村村民累计义务投工5300多个，自愿让出和调换承包土地136亩。
人心齐，泰山移。2017年，十八洞村摘掉了贫困帽。2018年，十八洞村由一个交通闭塞的深山穷村，变成交通便捷的旅游打卡地。2019年，种养、苗绣、劳务、旅游、山泉水五大产业蓬勃发展，家家户户都有致富项目，全村33名大龄青年成功“脱单”。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18369元，村集体收入210多万元，接待游客42万人次，旅游业营收超过1200万元。
昔日村里有名的“懒汉”龙先兰现在是养蜂大王，带动118户562人一起养蜂，家庭年收入50多万元。去年3月，龙先兰喜得千金，他给孩子取名“龙思恩”，寓意脱贫不忘党的恩情。
十八洞村扶贫队长麻辉煌（左）与返乡大学生施林娇（中）一起直播推销土特产。 新华社发
首倡之地，探路首创之为
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对十八洞村提出殷切希望：不仅要实现自身脱贫，还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经验。8年过去了，十八洞村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2018年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孙中元说，精准扶贫前，十八洞村的扶贫对象由基层干部“毛估估”，扶贫资金也是“天女散花”。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扶持谁”，是十八洞村面临的第一道考题。
十八洞村边干边总结，探索出了贫困户识别“七步法”和“九不评”标准。“七步法”是指，脱贫对象要经过户主申请、群众票决、公告公示等7道程序；“九不评“则是规定了城里买了商品房、阻挠公益事业建设、在村修了三层以上楼房等不参与贫困户评选的9种情形，据此精准识别出的136户贫困户、533名贫困人口，家家户户都服气。
2014年，花垣县借鉴十八洞村经验，在全县推广“七步法、九不评”。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精准识别流程时，也参考了这一做法。从此，贫困数据实现了到户到人，步入“滴灌式”精准扶贫新阶段。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扶持谁”的问题解决后，十八洞村开始探索“怎么扶”。村里多山少土，人均耕地只有0.83亩，脱贫之路到底怎么走？十八洞村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走出了一条跳出十八洞村发展十八洞村，创新产业发展的路径。
十八洞村附近的山上原有的野生猕猴桃品质尚可，但一直是不值钱的野果子。驻村干部深入调研后认为，“野果子”如能产业化，一定会成为“金果子”。而要实现产业化，必须闯过缺地、缺钱、缺技术三道关。
办法总比困难多。技术上，牵手中科院武汉植物园；资金上，利用财政帮扶资金与当地龙头企业共同成立花垣县苗汉子果业有限公司；土地上，打破区域限制，从县农业园区流转1000多亩土地，打造了猕猴桃“飞地产业园”。
猕猴桃挂果的2017年，村里贫困户每人分红1000元。到2020年，建档立卡户人均能分到1600元。花垣县苗汉子果业公司董事长石志刚说：“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已经卖到了国际市场，红心猕猴桃最高一斤36元，带富效应越来越明显。”
创新来自激情，有为来自初心。8年的战贫斗困，十八洞村党员干部以不辜负“精准扶贫”首倡地的责任担当，创造了可资借鉴的鲜活样本和生动经验。
仲夏时节，十八洞村新建的腊肉厂已经开工，空气中弥漫着烟火与腊肉的香味。山泉水厂每小时可下线1万瓶山泉水。“苗寨网红”施康在直播间滔滔不绝地开讲，开播7个月粉丝暴涨12万……“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十八洞村从未停止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探索创新永远在路上。”麻辉煌说。
3月5日，农历惊蛰。
记者来到改革春雷响起的地方、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采访，听凤阳县委常委、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讲述改革的过往。
“当年农家”茅草房，现在是小岗村的网红打卡点。1978年底，小岗村18位农民在这里摁下红手印，立下分田“生死状”，这一创举犹如一声惊雷，掠过华夏大地，小岗村改革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那份分田“生死状”，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物证，如今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40多年前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前合影
“小岗村的品牌，最初是老百姓用红手印摁出来的，大包干因此成为罩在小岗人头顶的闪亮光环。”李锦柱说，因为这个原因，外界对小岗村的认知大多停留在“分田”层面，其实在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不断激活改革引擎方面，小岗村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从大包干的红手印，到土地确权的红本本，再到农村“三变”改革的分红利……一抹“小岗红”，是小岗村40多年来的鲜明底色；一部小岗村的发展史，是党的“三农”工作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生动写照，昭示着一个真理：人民是改革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共产党则是改革的主心骨和领路人。
当年18位村民的红手印
李锦柱“拉”出的一串“改革清单”，折射出小岗村从“一声惊雷”到“一路探索”的轨迹。
2008年11月，小岗村率先成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代理点。作为土地流转试点项目之一的葡萄示范园，当时以每亩500元的租金从农民手中流转了80亩土地，每亩年收益2500元左右，辐射带动90多户村民种葡萄。“当初贴着身家性命分到手的地，转出去之后心情是复杂的。”看到葡萄园给村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甜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打消了疑虑：“大包干仅仅能填饱肚子，土地流转才能鼓起口袋。”2010年严金昌流转出一半承包地，2015年又将余下的另一半地也流转出去了。如今，小岗村万余亩农田流转率超过七成，有的是农业龙头企业操盘，有的是本地能人接手。希望的田野上，“长”出了20多家合作社、4家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在小田变大田、散田变整田的同时，产业业态和经营模式不断被刷新，百姓增收致富的空间日益扩容。
2015年7月8日，安徽省“土地确权”第一证在小岗村颁发，16位村民代表从省领导手中接过红灿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意味着小岗人在巩固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方面，再次担当探路先锋。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说，“土地确权颁证，为承包地上了‘户口’，‘红本本’就是一颗‘定心丸’，以后不用担心土地流转出去收不回来了。”在安徽，小岗村率先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发放“红证书”875本，发证率100%。
2018年2月9日，对小岗村村民来说，同样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天近百名村民第一次领取了集体经济股权分红。始于2016年的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旨在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实现途径，赋予村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退出、抵押、担保、继承等权能，实现了从“户户包田”到“人人持股”到“人人分红”的转变。2018年11月16日，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获颁“全国第一证”，领取了合法“身份证”，具有了法人地位。今年2月3日，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向村民发放红利255.6万元，人均600元。“村民成了股东，格外关注集体经济发展！”李锦柱说。
小岗村石马小区新貌。新华社发
土地由“分”到“合”、规模由小到大，业态由一粮独大到三产融合……小岗村在党的农村政策指引下，不断将改革推向“深水区”，一个以特色农业为基础、农产品加工业为核心、旅游业为重点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投资10.6亿元的盼盼食品项目已建成投产，主要生产烘焙、膨化等健康休闲食品，年加工玉米、小麦、大米、花生、鸡蛋等各类农副产品20万吨，利税超亿元；村里先后举办系列文化旅游主题活动50余场次，游客总量达百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2亿元，目前正努力提升软硬件设施，倾力创建5A景区，朝着景区、社区、园区一体化的特色小镇迈进。2020年小岗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6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160万元，走在改革路上的小岗人，一路分享着改革红利。
小岗村现代农业示范种植基地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擘画了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蓝图，我们正致力于打造乡村振兴的小岗样板。”李锦柱说，小岗村已经拟就了“三步走”的乡村振兴任务书和路径图。记者注意到，在2021年重点工作中，涉及农村改革的就有11项，包括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农房和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拓展股权权能，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试点，破解农村金融难题；扶持土地股份合作社做大做强等。和着乡村振兴的“时代旋律”，小岗村正奏响“改革再出发”进行曲。
憧憬未来，李锦柱信心满满：“只要我们始终牵牢基层党建这个‘牛鼻子’，向改革要动力，就能激发活力，续写新的辉煌。”
早在66年前，堡子村就很有名。
1954年，堡子村妇女率先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倡议。1955年，毛泽东同志对堡子村的做法予以肯定:“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从此，堡子村声名远播。
日前，记者来到“中国男女同工同酬第一村”——贵州省息烽县养龙司镇堡子村采访，探寻“半边天”文化的诞生背景和传承之旅。
当年堡子村妇女犁田打耙，与男人同劳动
“男女同工同酬”，从这里叫响全国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自此，大江南北迅速掀起了农业大生产热潮。
息烽县连续两年遭受旱灾、虫灾和洪灾，再加上劳动力不足，没能完成增产指标。时任养龙司乡堡子合作社妇女主任易华先认为，劳动力不足是因为妇女生产积极性不高，而影响妇女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包工定额不合理，工分只有男社员的三分之一。
在堡子村半边天文化陈列馆，村书记谭丽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当年撒菜籽，女社员赵玉华和男社员吴炳柱做得一样多、一样好，但给吴炳柱评了七分，只给赵玉华评了两分半。”于是，易华先、赵玉华等妇女向合作社提出：“新中国提倡男女平等，男女应该同工同酬，评一样多的工分。”
这一倡议，得到大部分社员的认可。堡子村男女同工同酬的做法很快传出村子，区妇联主任在当年省妇代会上作了介绍。同年10月，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通报》第99期发表了堡子村“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报道，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将此文收录，毛泽东同志题写编者按：“这一篇文章不长，容易看，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
“如今，‘编者按’原件珍藏在中央档案馆。”谭丽指着墙上的复印件说，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后，堡子村23位妇女全部参加集体生产，原先十多天的活只要五六天就可以完成，堡子合作社多次被评为“红旗单位”。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期间，接见参加建设的“燕子工作组”时指出：“贵州堡子妇女提出男女同工同酬，你们今天的行动就是在践行同工同酬，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了。”从此，“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
堡子村半边天文化陈列馆墙上，展示的一幅幅老照片，生动映照出堡子村“半边天”当年炉火一般旺盛的劳动热情。
“这位女社员叫邓丛芬，1955年凭着勤劳苦干，不仅出了满工，而且还拿到全队最高工分。”谭丽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说：“邓丛芬是我奶奶，我很自豪。”透过谭丽微黑而自信的面庞，记者瞬间明白了，这位上任刚满一年的村书记为何能做到全程脱稿讲解。
“这是1977年的‘得分王’，女社员邱德英当年拿到5551分，再次超越了男社员。”谭丽介绍，当时，堡子女社员的工分数始终保持在全队工分的50%左右，真正顶起了生产劳动的“半边天”。
2011年8月，“中国·堡子‘半边天’文化陈列馆”在废弃的村小学原址上建成，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参观，也给堡子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娘子庄园”俯瞰
“娘子庄园”，强村富民示范园
走在堡子村干净、整洁的村道上，路旁的蔷薇园花团锦簇，紫薇树郁郁葱葱。“2018年，我们村土地流转完毕，现在每年土地流转收入25万元，村集体收入5万余元。”谭丽说。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堡子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户14人。为了不让一个贫困户落下，时任村书记杨秀与黄丽、曹哺琴等几位女党员一起，分别牵头成立互助小组，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
贫困户蔡会军家底子最薄，他本人患有糖尿病，在互助小组的帮助下开始养猪、养鸡，加上生态护林员收入，日子一天天有了起色。2015年，堡子村率先在全镇实现贫困户全部清零。
堡子村与周边几个村联建的“娘子庄园”，是一个占地数百亩的田园综合体。2019年11月，在外打拼多年的邻村女性黄丹决定回乡带领更多村民致富。在镇里的支持帮助下，黄丹流转了堡子村及相邻的灯塔村、幸福村500多亩土地，种植百香果、火龙果等精品水果，带动3个村70多名妇女就业。由于黄丹注册的公司3名股东都是女性，在田间劳作的村民绝大多数也是“娘子军”，“娘子庄园”的名称就这样叫开了。尽管种植百香果在息烽县是头一回，但通过强化培训、推广科技，2020年“娘子庄园”百香果产值600多万元，务工妇女人均增收2万余元。
堡子村通过党建引领，构建了有特色的党建产业示范带，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在，不仅有百香果种植园，紫薇花卉和红叶李果树种植基地，还有现代生态蔬菜种植示范园。村里有劳动能力的村民，人人有事干、个个有钱拿，每年务工收入4万余元。“堡子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集体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养龙司镇党委书记周代敏说。
“为进一步释放土地流转红利，拓展新的增长空间，我们正在谋划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谭丽介绍，下一步，将充分利用全国妇女教育基地——“半边天”文化陈列馆的资源优势，打造集“半边天”文化培训、“娘子庄园”种植体验、民俗演出等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品。目前，堡子村共带动周边村寨一起发展了5家农家乐、20家农家客栈。
“半边天”文化亲历者文安荣老人给晚辈忆当年
“巾帼先锋岗”，乡村治理铸品牌
乡村善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堡子村“半边天”大显身手的舞台。
“堡子村作为我县乡村振兴党建示范带的重要节点，在基层治理中优势明显。”息烽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廖光力介绍，去年4月，县里出台了《构建“中国·堡子半边天发祥地”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指导意见》，堡子村设立了“巾帼先锋岗”和困难帮扶队、法治宣传队、义务巡逻队等6个“巾帼先锋队”，全方位展现基层治理中的“巾帼之美”。
堡子村早在2015年就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称号。去年以来，堡子村“两委”先后召开田坎会、院坝会43场次，搜集难点热点、讲解法律政策，化解多年疑难纠纷27件。
“巾帼先锋队”44名队员中，80%是女性，尽管他们没有报酬，但却为群众解决了一大批烦心事、揪心事，通过开展“比实干比实招比实绩”活动，把评判业绩的表决器交到村民手中。
55岁的陈洪芳既是村寨美容队队员，也是女子民兵连成员。4月21日，她和女子民兵连的党员一起，手拿锄头、铲子，将园区1.5公里沟渠清理得干干净净，共清出淤泥、垃圾近6吨，路过的群众投来赞许的目光。
堡子村还是省市两级“家教家风宣传教育示范实践基地”。村部有个“半边天”幼儿托管中心，每天下午，由“爱心妈妈”轮流值岗，陪伴孩子们做游戏、讲故事。“这样的托管中心城里才有，没想到我们村里也有，还不收费，真是办了件大好事啊！”一位留守老人感叹道。
从66年前的追求平等，到如今的巾帼共治，“半边天”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如今的堡子村，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形成了“感党恩不忘本、化纠纷不堵心、守法纪不惹事、惠民生不懈怠”的乡村治理堡子经验。
半边天文化广场
海南省三亚市，有一个名叫博后村的村子，仅仅几年间，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村变身为游客打卡地。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博后村的乡亲们，在党组织的带领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在村考察时的深情嘱托，发挥区位优势，聚力产业转型，优化产业布局，使村民人均收入由2012年的5200元增长到2020年的2.68万元。
本文呈现的是，博后村的乡亲们阔步奔小康的坚实步履。
哎岬湖畔刻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石碑，如今已成游客打卡地
曾经“脏乱差” 如今“绿富美”
三山环抱的博后村，是一个黎族聚居村庄，有4个自然村，总人口3680人。村书记、村主任苏少洪向记者讲述了村子由穷到富、由差变美的发展脉络。
上世纪90年代，村民住的多是茅草屋，连温饱也成问题。姑娘盼着往外嫁，小伙子为了生计外出打工。遇到台风来袭，海水就会倒灌，导致土壤盐碱化严重，水稻、番薯等庄稼收成不好，到2012年村民人均收入只有5200元。
由于在村里挣不到钱，一些村民选择去毗邻的亚龙湾酒店打工，但辛辛苦苦也攒不了多少钱，日子并没有根本好转。曾经有村民想从亚龙湾旅游业中分“一杯羹”，在村里尝试与投资者合作办旅馆，可因为环境差、基础实施不完善，多是一锤子买卖，回头客很少。
转机发生在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后村考察时留下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深情嘱托，让博后村的干部群众如沐春风，激发了摆脱贫困、逐梦小康的信心和决心，拉开了整治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的序幕。仅用1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基础设施配套、房屋外立面改造和景观提升工程，小康广场、荷塘、游客中心、博后故事广场先后落成，美丽乡村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原先的臭水沟经过改造，重现清波碧水，村民还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哎岬湖（“哎岬”为当地方言，寓意“爱情与幸福”）。
就这样，博后村由一个普通村庄变成了当地有吸引力的景区，风景宜人的哎岬湖公园，成为游客“打卡”新地标。村子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2020年5月，博后村获评海南省5A级乡村旅游景点。
美丽的哎岬湖
发力民宿产业 收获真金白银
夏日的博后村，三角梅花开正浓。漫步整洁的村道，一座座外观精美、各具特色的民宿映入眼帘：有网红风格的“宿约107”，也有简约风格的“木禾忆舍”，还有古典风的“朋泊乐”……
“这些各具特色的民宿，都是由破旧的民宅改建而成的。”苏少洪说，美丽乡村建设虽然提升了村子的颜值，但实现强村富民，还必须有特色产业支撑才行。他们因地制宜，打出了民宿旅游这张“特色牌”。
为了与亚龙湾周边的星级酒店错位经营，博后村的民宿以乡村自然风貌和当地特色文化为“卖点”，让游客收获不一样的体验。有着酒店管理经验的苏少洪，为村里的民宿产业做了精准定位。
对于村里人来说，开民宿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起初大家不敢轻易尝试。村里的年轻人谭中仙成了“吃螃蟹”的第一人。
谭中仙是土生土长的博后村人。2016年，他辞去广东高薪工作返乡创业，拿出多年积蓄并贷款300万，将家中的房子重新改造后办民宿，取名“海纳捷”，当地方言就是有空到家里坐坐的意思。2017年5月，“海纳捷”顺利开张，第一年几乎天天客满，节假日更是一房难求，当年营收80多万元，第二年就收回本金，经过4年苦心运营，“海纳捷”目前客房扩容到38间，并积攒了良好的口碑。
谭中仙目前担任三亚市吉阳区民宿协会秘书长，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更多村民加入到民宿产业中，蒲朝山就是其中的一位。外出打过工、养过猪、开过游船、经营过小饭馆的蒲朝山，曾是村里最穷的人之一，见开民宿有发展前景，不禁动了心。在村里帮助下，他申请到40万元小额贷款，将自己和妹妹家的房子一起改造，办起了名为“山林博达”的民宿，有14间客房，2018年底正式运营，“现在年收入30万元左右，还开上了小轿车。”在蒲朝山看来，民宿承载着全家人的小康梦。
博后村民宿产业发展势头，也吸引了投资者关注的目光。几年间，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合作以及村民自主自营等形式，一栋栋老宅摇身变成为特色精品民宿。目前全村共有民宿48家，客房1600多间，全年入住率超过65%。博后村在民宿圈内声名大噪，跻身海南规模较大的民宿村之一。
美丽乡村衍生出“美丽经济”，民宿产业让博后村村民收获真金白银， 2020年村民人均收入2.68万元，村集体收入86万元。
由农房改建的民宿
打造新型业态 开启新的征程
在民宿产业牵引下，博后村延伸出文化、餐饮、娱乐等多元业态，打造了集市、夜市、外卖等新的经济增长点。自2020年5月至今，村里开辟了约1公里长的夜市，容纳摊位100多个，人气、烟火气十足，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每到傍晚，乡亲们准时出摊，既有烧烤、甜品、水果等，更有黎族美食中的biang 酒、山兰酒、长桌宴，让游客流连忘返。
玫瑰产业也渐渐“长”成了博后村的支柱产业。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科技+旅游”的村企合作模式，拉动玫瑰全产业链扩容增粗。每亩土地流转租金由以前的2500元增加到3370元，玫瑰花成了村民们的致富花，目前玫瑰种植面积2500亩，500多村民“链接”在玫瑰产业上。
随着博后村的名气越来越响，各方资源向这里集聚。海南省委党校在村里挂牌成立教学点，开展党史教育、乡村振兴等各类培训。村里配套新建的一栋3层、1200平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已承接各类培训90多次。可以想像，培训经济将成为博后村又一个“风口”。
发展依靠群众，发展成果有群众共享。博后村村民的幸福感，荡漾在他们的笑靥里，也流淌在他们的话语中。
村民苏文修说，“过去收入微薄，连老婆都讨不到。如今除了3亩地租金，每个月在家门口还有3000多元的收入，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村民林亚香，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家庭收入翻了好几倍，一家人从茅草房搬进了二层小楼，还添置了小汽车。
“但村民最大的改变，还是思想更开放、发展更自信、动力更强劲。”苏少洪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总书记的嘱托如今镌刻在哎岬湖畔的石碑上，更烙在博后村全体干群的心坎上。3000多博后村乡亲，牢记嘱托开新局，正奋力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
阅读提示
对读者来说，尧治河村可能有些陌生，但在当地名气很大。
这个隶属于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的偏远山村，平均海拔1600多米。全村虽然只有600多人，可村集体企业却有员工3000人，远远超过本村人数。
在产业发展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尧治河村还收获了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国十大幸福村庄、全国最美休闲乡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集体出资建造的龙门口小区。
记者慕名来到尧治河村，只为探寻这个偏远山村的发展密码，了解光环背后的路径选择。
一见面，村党委书记、村主任孙开林就亮出了“家底”：村里有1家集团公司及22家下属子公司，涉及磷矿、种植、白酒、旅游、培训等多个业态，年利润超过4000万元。
接着，孙开林侃侃而谈，从办矿起家一直说到眼下正热的培训，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
1988年，尧治河村办起了磷矿，村集体账上开始有了积累，结束了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的历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少地方对村办企业进行改制，也有人给孙开林出点子，“当公家的矿长，不如自己干，成为全县首富不是没有可能。”可孙开林不为所动，拒绝整体出售矿山和电站，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始终是他不二的选择。
“要苦先苦党员，要死先死干部。”这句话是村里修第一条通村路时孙开林提出来的。72岁的村民陈隆万记得，当年村民要出去，就得绕着大山走，走一天才能到“外头”，马桥镇就是村民向往的“城里”。为了解决村民出行难，村干部带领党员群众历时半年，终于修好了一条5公里长的通村路。而第一个系着腰绳、跳下悬崖打眼放炮的就是孙开林。不仅如此，他还拿出自家盖房子的4000元作为修路启动资金。
早年尧治河村的民居。
因为办磷矿，一度导致村庄环境变差，泥石流灾害频发，村“两委”意识到，再不转型发展，子孙的“饭碗”就要在他们手上给砸了。
记者在尧治河村看到，村道旁有一幅大标语，上面写着：“昨天靠精神、今天靠发展、明天靠文化”。现在，村里除了有尧帝神峡、梨花山等自然景观外，近几年还陆续建起了磷矿博物馆、农耕博物馆、党员干部培训中心等，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尧治河村产业业态正从开矿向旅游转型，从卖风光向传播文化升级，并拿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这个“国字号”招牌。
随着村级集体经济的壮大，趁着新农村建设东风，村里着手统一建设村民住房，出资5200万元建成了龙门口和滴水岩两个别墅小区，分房做到公平公正：家庭成员在村企上班，年工资收入超过8万元的，不享受补贴；家庭成员在村企上班，年收入在2-8万元之间的交2-6万元；无家庭成员在村企上班、或者因病因灾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享受免费入住政策。外人感叹：尧治河村的户口增值了！
为了让全体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尧治河村对贫困户没有采取一兜了之的输血式扶贫，而是给他们送岗位、送技能，培植内生动能。村里的残障人士安排在三福公司务工，从事保洁等力所能及的劳动，让他们体面地生活。陈隆万是三福公司负责人，也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师傅，石头怎么敲、砖头怎么码、水泥怎么搅，他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一些村民通过三福公司培训，自己也当起了小老板。患有眼疾的郑光贵在三福公司学到技术后，自己买来机械承揽工程项目。“公司初创时有30名员工，现在只剩下15人了。”对此，陈隆万很欣慰，因为离开的员工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了。
尧治河村建设的养生馆项目。
集体经济家底厚了，如何防止干部出问题？尧治河村建立了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班子成员在收入、建房、买车、红白喜事、因私外出等方面都必须报告，接受群众监督。2013年，一位建筑商因承接村里的工程，私下高息筹措资金，施工过程中靠偷工减料消化高额利息。被村干部发现后，查出孙开林的司机竟然也参与了高息借贷，孙开林不仅在全村干群大会上做了检讨，责令司机全额退回利息，自己还认罚了一个月工资。就这样，孙开林把板子打在自己身上，也把紧箍咒念到了村干部心里。
“村子还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在一片赞扬声中，孙开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今年春节后，尧治河村召开党委会，围绕高质量发展布局新岁，要求高标准完成垃圾治理、村庄绿化亮化美化、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工作，朝着山区成景区、矿区成景区、居民生活区成景区的目标迈进。
旅游培训是尧治河今后重点发展的一个支柱产业。为实现今年旅游综合收入3亿元的目标，村党委对旅游公司班子进行了调整，新班子更年轻、更专业，新任负责人章治兰在授课间隙向记者介绍了康养、培训、研学、旅游一揽子计划，细数着由门票经济向游客二次消费转变面临的挑战，“虽然压力山大，但我信奉一天一件事，一天一个样。”章治兰指着一座新的培训大楼说，“学员们在这里将享受到更好的培训、住宿服务。”
面对记者“会不会对村外的世界有所心动”的提问，章治兰说，不会的，尧治河虽然是一个小山村，但发展势头正猛，全国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边缘村成了“中心地”，这里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地处沂蒙老区的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是一个被搬上银幕的村庄。2019年5月，以代村带头人王传喜为原型创作拍摄的电影《喜盈代村》，真实呈现了王传喜将一个曾经的“穷乱差”村庄，打造成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传奇故事。
代村的变化令人称道。上世纪90年代末，村集体负债近400万元，去年村集体总产值达36亿元、纯收入1.5亿元，村民人均收入7万元。还摘得了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乡村等多顶桂冠。
代村的变化引人思考。村史馆内，陈列的村党委书记、村主任王传喜260多本工作笔记，记录着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的心路历程，以及代村蝶变的发展密码。
代村“领头人”王传喜（中）
干部吃亏，群众服气
7月4日早上6点，头天晚上刚回到村里的王传喜在党委会上，介绍了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感受和体会。每天早上6点开晨会，是王传喜成为代村“当家人”后建立的第一项制度。
1999年4月13日，王传喜上任的第一天，迎接他的是几张法院传票。因为村集体欠债386万元，他和村干部先后出庭100多次，全村曾连续停水6个月，三伏天停电一个多月。而且村里到处是违建，打架斗殴、赌博偷盗之事三天两头发生。
为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王传喜上任之初，曾连续3天早上6点召开村“两委”会议，晨会制度从那时起就固定了下来，后来又增加了晚上8点的碰头会，“一天两会”在代村一直坚持到现在。
“解决问题的着力点在党建。”王传喜和村“两委”商定，将党建作为总抓手。健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每月5日的党员学习日，到会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
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强了，难事也就变得容易了。王传喜介绍，当初村里最大的矛盾是分地不均，村里调整土地时，一些占地多的村民极力反对。村干部顶住压力，好田由村民抓阄选择，村干部只选剩下的孬地。旧村改造时，村干部拆房子在前，选房子在后。看到村干部带头吃亏，乡亲们对村里的工作越来越支持了。
即使现在村集体有钱了，村干部仍然是低工资。2020年，村干部中工资最高的王传喜，全部收入加起来不到8万元。虽然工资不高，但责任却不小。去年，一个项目因为设计失误造成浪费，负责这个项目的党委委员年终奖被扣发，王传喜负领导责任也没领到奖金。
王传喜和村干部“约法三章”：村里的工程绝不允许亲朋好友插手，惠民政策绝不因沾亲带故徇私，干部选用绝不让直系亲属沾光。王传喜在村任职22年来，代村“两委”班子经历6次换届，除正常退职外，没有一人因非正常原因落选。
代村全景图
咬定目标，谋事成事
村史馆里，陈列着一张王传喜2002年2月27日去河南南街村考察时的留言条：“南街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时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
“当时写下这句话，是给自己打气。”王传喜坚信，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关键要找准方向。经过深入探讨，代村确立了依托兰陵县“中国蔬菜之乡”优势，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从2002年流转土地至今，代村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农业生态园、代村商城、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国家农业公园相继落成。到2019年，代村已建成1家年产3000万株的种苗工厂、15家花卉苗木基地和1家蔬菜加工出口企业。
在别人眼里，代村之路顺风顺水，可王传喜却始终紧绷一根弦。他说，“看不到危险就是最大的危险，尤其是产业上规模之后。”王传喜经常用这句话告诫自己，也提醒他的同事们常怀忧患意识，“小进就是退。”
2019年，代村自加压力，提出“再出发、再创业”口号，上马了新农人培训中心、农业企业园和印象代村3个项目。
王传喜习惯于“慢决策、快执行”。投资2亿多元、占地500亩的“印象代村”文旅项目达成意向后，王传喜和村干部到外地考察就花了半年多时间，有些地方还不止去了一次。功夫不负有心人，“印象代村”建设只用了100多天，当年年底投入运营以来，平均每天客流量在2万人左右，已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同样，2020年5月动工建设、投资50亿元的农业企业园，目前入园企业已有16家，完成投资45亿元，实现了农文旅商多业态融合发展。
2018年2月，代村村级党委成立，下设1个村支部，4个企业支部，村“两委”成员多数是三重角色：既是村干部，又是村办企业负责人、还是村民致富带头人。王传喜鼓励村干部依托村里的产业平台自主创业，带着村民一起干，如今已形成了10多个创业团组。
2018年，代村联合周边11个村庄成立兰陵现代农业产业园联合党委，共建“田园新城”，实行一体化发展，辐射带动2.6万农民共同致富，大手笔擘画乡村振兴美好蓝图。
快乐的代村儿童
营造环境，引才用才
2014年，跟着父亲一起做房地产生意、年收入100多万元的刘雁滨回到代村，在农业科技园上班，父亲骂他“疯”了。可这位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律专业的年轻人，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016年，村里准备建设热带水果采摘基地。南果北种在代村是头一回，刘雁滨和团队成员提出了一些创新想法，“当时我心里没有底，不知道书记会不会支持。没想到，书记鼓励我们大胆创新、勇敢尝试。”正是这种信任，让刘雁滨面对挫折而不气馁，终于攻克了南果北种难关。后来，在为雪龙号研发植物工厂时，刘雁滨和团队成员更加放开手脚，很快获得成功，雪龙号至今仍在使用他们研制的植物工厂。如今，刘雁滨已是兰陵国家农业公园的总经理，收入虽远远低于做房地产，但他感到很充实。“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以金钱衡量的。”刘雁滨说，代村是一个尊重创新、让你造梦圆梦的热土。
在王传喜看来，事业做得越大，越需要人才加盟。村党组织就是要营造良好环境，让代村建设者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实现人生价值。2016年，33岁的杨祥亮退伍时，试着给王传喜写了一封自荐信。让杨祥亮没有想到的是，两天后他就接到王传喜的电话，让他到村里报到。杨祥亮现在已成长为代村商场支部委员兼村办公室副主任。到目前为止，代村已吸引了100多名大学生、100多名退伍军人。
示范引领，共同富裕
从2005年开始，代村村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由村集体统一无偿配给，目前已逐步完善了16项民生保障措施，每年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村民新农合、新农保由村集体承担；老年人免费入住老年公寓，并按月领取优待金；非义务教育在校学生每年享有4000元助学金，考入大学还有1万至5万元不等的奖学金……
村民幸福感还来自于住楼房不花钱。从2006年启动旧村改造，到2015年旧村改造结束，代村建成了58幢联排别墅、170座小康楼和可容纳200户的两处老年公寓。“旧村改造没有占用一寸耕地，还腾出来几百亩建设用地，实现了零占地、零违章，零投诉。”王传喜自豪地说。
如今，代村实现了有劳动能力的村民人人就业、人人有工资性收入，家家有集体“分红”，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比20多年前增长了30多倍。
一村富不是富，村村富才是幸福路。近年来，代村每年拿出1000多万元用于专项扶贫，通过多种形式帮助200多个贫困村，1万多个贫困户成功脱贫。代村还通过组织培训，发挥辐射示范作用，随着“田园新城”项目启动，周边11个村将共同走上幸福路。
走进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红石塄乡车河社区，听干部群众讲述发展的故事，颇有些“传奇”。昔日的深山穷村，打造了脱贫攻坚的特色品牌，迈出了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2020年，车河社区收获了“全国文明村”的奖牌；2021年，社区“当家人”王春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车河社区全貌
贫困山村，探路“有机种植”
车河社区的变化有多大，老百姓的感受最深。清晨，坐在自家沙发上做着针线活的村民张玉梅，对记者说的一番话，表达了全体村民的心声，“村前的山是自己攀爬了一辈子的大山，门前的地也是自己种了一辈子的地，干的活依然是过去的农家活，可现在的日子，却是以前想也想不到的。”
车河社区由原上车河村和下车河村合并而来，位于曾经的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区。长期以来，村民靠山谷种地、山上采药为生。因为贫穷娶不上媳妇，一些年轻人不得不把户口迁走。2014年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32户77人，贫困发生率超过30%。“除了地盘大，啥也没有，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没有等出来的成功，只有干出来的辉煌。1997年，王春上任后，带领党员群众打响了向贫穷宣战的“第一仗”——绿化荒山。一开始，村集体没钱买树苗，王春就发动村民到路边剪树枝回来插。现在，2万多亩荒山石坡种上了松树、侧柏以及苹果、核桃等果树。
2013年，灵丘县转型绿色发展，取缔非法矿企100多家，将有机农业确定为主导产业，车河社区以80%的绿化覆盖率为底气，顺利成为有机农业试点村。凭借 “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工程、转型综改项目工程、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等政策加持，车河社区对27平方公里区域进行整体改造，探索“美丽乡村建设+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新路。
车河社区整体改造、发展有机农业，付出了多大代价？王春说，“从2014年开始，我们每天派出大卡车出去拉土，风雨无阻拉了3年，才在荒山石坡上‘造’出千余亩有机田。”试点村试出了样子，专家、教授来了，大学生也回来了，他们和村民一起躬身在山沟沟里干活。天蓝、水碧、村子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寻觅乡愁，今年五一期间，车河社区迎来了数万名游客，客人离开时，总不忘在汽车后备箱里塞满有机杂粮、鸡蛋、蜂蜜等农产品。
“从前，光秃秃的山上破烂的房，穷苦的人儿走外乡；如今，沟里的乌鸡，山上的羊，滩里的有机蔬菜响当当。”这句顺口溜诠释了车河的昨天和今天。如今，村民们已从过去人畜混居的旧窑洞搬进了新楼房，一楼自己住，二楼开客栈，他们高兴地说：“新房子能下蛋！”
2015年，车河社区摘掉了贫困帽，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1万元，是2013年的9倍。车河社区有机种植的辐射圈也越来越大，不仅在红石塄乡铺开，更成为灵丘县的一张新名片。今年秋天，灵丘将举办第八届车河国际有机农业论坛。论坛以“车河”冠名，足见车河社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示范价值和样本意义。
蔬菜种植户笑容写在脸上
发力改革，登上“国际讲堂”
车河社区的变迁，产业转型是“表”，发力改革才是“里”。
2013年，脱贫攻坚吹响了“精准扶贫”集结号。为了向改革要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社区党支部大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资源全流转、村民全入社、三资全入股、收益全保障” 为核心，谋划有机农业、乡村旅游、三产融合等转型发展路径。
为保障农户利益，社区党支部引导村民先将1100多亩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给村社合一的“道自然”有机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再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社区与帮扶企业共同组建的有机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开发公司不但支付社员土地流转金，还拿出30%的盈利给合作社分红。这样村民既有土地租金、务工薪金，还有盈利分红。村集体也可获得集体耕地、山林资源承包款以及旅游分红等，去年几项收入加起来超过20万元。
车河社区的乡村旅游也步入了快车道。总投资额1000万元的“梦幽谷”景区已正式运营，去年盈利60多万元。眼下，亲水鱼庄、康养中心、听溪谷等项目正加速推进。今年，村里的各类企业吸纳80多位本地村民就业，就连上了年纪的老人，只要身体允许，都能找到适宜的岗位。20多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演绎“凤还巢”，回到村里创业。村民马小女和丈夫曹平原过去在大山深处放羊，终年不下山。现在马小女在开发公司餐厅当服务员，每月收入3000多元。曹平原是村里企业的带班班长，每月工资近4000元。
4月底，由党支部牵头，车河社区合作社与本乡另外两家合作社共同组建联合社，发挥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在太行山深处打造一条富民产业链。
车河社区具有自身特色的逆袭之路，引发外界更多关注。有机农业扶贫模式作为案例之一，登上了2018年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并入选世界银行“中外减贫案例库”。最近，车河社区的秀丽景色、村民扬眉吐气的影像，还出现在意大利罗马的展厅里。
采访手记 ＞＞＞
梳理车河社区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他们的理念、做法，既有本土的特殊性，更有可供借鉴的普惠性。
采访中，不少村民跟记者说了同样一件事：就在村民搬进楼房时，社区“当家人”王春的大儿子却没有分到房子，至今仍住集装箱。“有这样的带头人，我们放心。”村民的这句肺腑之言，道出了乡村发展的真谛：一个好的带头人、一个好的班子，对一个村庄的发展至关重要。头雁振翅众雁飞，有了好的带头人，才能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才能做到一呼百应。
摒弃一味要钱要物要项目的惰性思维，善于运用市场化手段激活内生动力，是车河社区发展的另一可贵之处。着眼于补齐村庄发展的各种要素，他们把高校科研机构“聪明的脑袋”借过来，引进企业打造市场主体，唤醒沉睡的农业资源，探索收益分配新模式，在企业、集体、村民之间建立了紧密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调动了各方积极性，实现了共赢共享。实践证明，向改革要动力，靠创新促发展，才是攻坚克难的优选法则。
还有，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咬定规划不放松。车河社区的发展规划是中国农业大学帮助做的，党支部对照规划，苦干8年，坚持走“有机”这条特色之路，才让农民不离乡不离土，在贫瘠的山地上种上了“致富果”，蹚出了振兴路。
“2020年，我们社区实现经济总收入141.91亿元……”
“多少？141.91亿？”
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街道大营街社区采访时，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颜伟说出的一组数据，让记者着实有些吃惊。
这个被誉为“云南第一村”的社区，发展的图谱上，有着怎样的鲜明特色呢？
大营街社区俯瞰
党员干部担纲发展“主引擎”
28家集体企业中层管理全是党员
如今的大营街社区，1999年前叫大营街村。穿过“云南第一村”门楼，整洁的道路两边花团锦簇，一排排白墙青瓦的别墅坐落其中，颜伟边走边介绍，讲到激动处，用手使劲在空中画了一个圈，“我们社区有一支很牛的基建队，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建的。”
曾经的大营街村，被称为“五难村”，吃粮难、喝水难、住房难、行路难、娶媳妇难。1978年，村民年人均收入167元。吃粮靠返销，喝水靠几口井，住的多是土坯房和茅草房。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有瓦工手艺的大营街人各自带上瓦刀进城盖房，但几把瓦刀没什么竞争力，村干部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去切更大的“蛋糕”。1980年，村里成立了基建队、红砖厂和修配厂3家集体企业。
1983年，基建队盈利20万元。按合同规定，队长任新明可以把这笔钱拿回家，可他却把钱留给了集体。1986年，任新明放弃了基建队长职务，转任村“企业办主任”。很多人不理解：“明明可以自己做包工头，却有钱不赚。”任新明觉得，穷村不缺一个富翁，但缺一个带大家一起致富的人。“我是党员，我应该这样做。”
1988年，村子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基建队揽到给玉溪卷烟厂建房的活，因诚实守信、工程质量好，卷烟厂随后在建设配套厂时，向大营街抛出了“橄榄枝”。卷烟厂负责人说，“我们正是看中了这帮‘不会算小账’的干部。”
项目拿下后，村干部们到上海去采购设备，住旅馆一晚要138元，他们舍不得，“建厂用的钱，一点不能乱花！”最终，大家找了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30元一晚。
现在的居民住房。潘泉 摄
为了凑够建厂的钱，村干部们借贷400万元，滤嘴棒分厂和水松纸厂两个厂同时开建。没有大型施工机械，党员干部冲在一线，肩挑背扛，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实现收入390万元。
无论是过去的大营街村，还是更名后的大营街社区，党组织始终是推动发展的“主引擎”。社区现在的28家集体企业中，66名中层管理人员全是党员，200余名技术、生产骨干党员超8成。1992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亿元大关，成为玉溪市第一个“亿元村”；1995年突破10亿，“云南第一村”的牌匾就是那时挂起来的；2020年，社区实现总收入141.91亿元。
在滤嘴棒厂新厂房里，记者看到，墙壁上书写着闪亮的九个大字——“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上世纪80年代村民住房。
发展成果由村民共享
家家户户实现住房“三级跳”
在大营街，投入13亿元建设的1482栋滇中民居别墅群最抓人眼球。村民们都说，“为了让大家住得好，集体舍得花钱。”
早在1985年，大营街人还住在土坯房里时，村干部们就提出一个设想，让家家住上亮堂堂的砖瓦房。可当时群众不太信，因为企业刚起步，集体账上没多少钱。
“没钱，就努力去挣。每年投一点，分批推进！”从1986年到1994年，党员干部义务投工投劳，一干就是8年，累计投资超过5000万元，建成了26万平方米的砖瓦房，还配套建设了一个休闲公园。
2012年至2016年，大营街实施第二轮住房改造，每家只要用老房兑换新房，出19.8万元的差价，就可以入住一套成本价40多万、建筑面积330多平方米的别墅。
2017年底，1482栋别墅全部落成时，社区特地搞了一个隆重的选房仪式。现场，村民肖绍林兴奋地说，从当初的茅草房、土坯房，到人均20多平米的瓦房，再到人均80多平米的别墅，实现了住房“三级跳”。
除住房外，1987年起，村里启动了“全民福利工程”，首先是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养老金，到现在，每人每年最少的可领到11760元。近10年来，社区相继建起了卫生院、幼儿园、老年活动中心，村里的孩子上幼儿园免费，学生初中至大学每年发放补助，村民年满54岁按月领退休金。颜伟算过一笔账，“居民主要享有14项福利，集体每年要支出4600多万元。”
1999年，大营街决定为年满94岁、99岁的老人一次性发放5万元、10万元长寿奖金，截至目前，有29位老人领取了5万元奖金，10万元大奖在2012年颁过一次。“明年10月2日，又有一位老人99周岁，空缺了多年的大奖有望迎来新‘得主’。”颜伟介绍，做子女的若不把老人照顾好，这笔钱就拿不到。物质条件好了，也要积极引导居民尊老孝亲、勤俭持家，营造良好的村风民风。
现在的通村路。
上世纪80年代通村路。
创新成为发展鲜明“底色”
村干部三次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大营街的发展轨迹上，清晰地烙上了“创新”二字，无论是当初搞建筑、后来办工厂，还是现在的智慧社区建设、发展乡村旅游，大营街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上世纪80年代，大营街就与高校合作建立技术中心，源源不断孵化乡土人才。同时，将集体企业中的党员骨干“引流”到社区“交叉任职”，培育村级后备力量。颜伟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年前，他是铝型材厂的青年职工，因工作踏实，被选拔到社区电视台工作，从摄影师成长为台长，再由居民小组长成长为社区副书记，今年换届当选社区书记、主任。
“最近3年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我都参加了！”到乌镇学什么？颜伟掏出手机，展示最新“学习成果”。一款社区管理APP，是他领着社区技术团队自主开发的。APP里，除了常规的社区新闻、政策宣传等栏目外，居民有任何困难、诉求，都可以实时“下单”，社区第一时间“接单”。“我们还采用大数据分析，对居民按不同年龄段分类精细研判，提供精准服务。”
颜伟希冀这款APP能走得更远。一有机会，他就向周边村镇、来访宾客推荐，希望大家都能加入到“智慧社区”中来。他正为这款APP开发一个“电商”接口，为各地农副产品提供一个“网上集市”，他坚信，“数字经济下的乡村，会是下一个大风口！”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让当初“放下锄头拿起瓦刀”进城的大营街人敏感地意识到新的发展机遇。社区党总支积极推进“退二进三”，把一些工业企业搬出社区，择地落户形成产业集群，腾出空间打造汇龙农业生态观光示范园和映月潭休闲文化中心两个国家4A级景区，通过举办“菊花节”“米线节”等活动，为新业态发展赋能。“眼下我们和周边10多个镇村组建了发展联盟，用3至5年时间打造一个‘幸福小镇’，创造2万多个就业岗位，成为玉溪乡村振兴新标杆、云南旅游新地标。”颜伟对未来信心满满。
4月中旬，正值壮族三月三节庆，广西河池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里山歌阵阵，“村民自治一枝花，她在合寨发新芽，民主选举好领导，小康路上大步跨……”
循着歌声，记者来到村中央村民自治文化公园,只见村民们身着民族服饰，高唱山歌颂党恩。300多年历史的古樟树下，刻有“中国村民委员会发源地”字样的石碑，见证着41年来村民自治制度在合寨村开创、发展的历程。
1980年，合寨村村民在大樟树下选举村民委员会。
忆当年敢为人先 ——
“草根民主”写进宪法
“当年我就在这里被选为首任村委会主任。”站在古樟树下，老党员韦焕能向慕名前来的游客介绍当年的“创举”。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韦焕能作为“村民自治”发起人，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年近八旬的韦焕能，谈起往事仍思路清晰：1979年，开始“包产到户”的合寨村，村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力飞速发展。田野变绿了、果园变红了，但原有的基层管理体制跟不上时代步伐，生产队管理涣散，甚至出现了赌博多、盗窃多、乱砍滥伐多、唱痞山歌多、放浪荡牛马多、搞封建迷信活动多、管事的人少等“六多一少”的问题，群众意见比较大。
韦焕能当时担任合寨村果作屯第一生产队队长，对种种乱象看在眼里急在心头。1980年2月5日晚，他召集其他5个生产队党员干部，在大樟树下碰头，提出建立新的管理组织和选举村领导班子的想法。有人提议：“城里叫居民委员会，我们就叫村民委员会吧。”这个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认同。
说干就干，村民委员会选举第二天就进行了，经过投票选举，韦焕能当选第一任村委会主任。现场通过了《村规民约》，村民们签名、盖章、按手印，其中明确严禁赌博、不准盗窃、严禁毁林开荒等，并规定了相应处罚约定。依照规约进行村屯事务管理，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村民自治的新路子。
这份村规民约原件现保存在宜州区“中国村民自治展示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诞生的历史见证。
村规民约效果立竿见影。“村民自治就是好，村上无赌又无盗，公共事务有人管，各种纠纷变得少。”能歌善舞的壮族群众自创了这首山歌，唱出了村民自治的独特魅力，反映了合寨村发生的喜人变化。
合寨农民的做法引起乡镇党委高度重视，蹲点调研后总结上报，河池地区将这一做法进行了推广。全国人大、民政部等派出工作组实地考察，充分肯定了广西农民的创举。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村民自治正式走向全国，合寨村因此被称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合寨村村民看过村务明白墙，开心地笑了。
合寨村村委会办公楼
看今朝探索不停 ——
村民议事平台多元
合寨村村委会办公楼下，88岁的村民韦焕庭弓着背、仔细阅读有关林场承包款项的公示：“林场承包款总收入78万元，支出共21笔……每一笔都写得清楚。”韦焕庭感慨地说：“明白墙越做越好，村里花了什么钱、做了什么事一清二楚。”
韦焕庭点赞的“明白墙”就是由合寨村委会设立的村务公开栏。在“明白墙”上，财务、政务和党务清晰明确，村民意见征询与反馈也一目了然。村委会还有个值班记录本，上面记载了每天值班的人都处理了哪家什么事。如今，合寨村下辖的11个自然屯都设置了明白墙。
在宜州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看来，40多年过去，“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金字招牌之所以能够持续“闪亮”，除了“明白墙”，还有“议事会”。
就在“村民委员会”被写进宪法的同时，合寨村又选举产生了一个“非官方组织”——村民议事会。
议事会成员由村民无记名投票产生，由村上有名望的老人、参政议政能力强的党员以及部分村干部组成，议事会每个季度举行一次，至今从未间断。合寨这个大家庭的重大事宜，经“议事会”讨论通过后再上报村委会。村民议事机制，帮全体村民解决了不少烦心事。
前两年，板甘屯一位80多岁老人突发重病，子女在外务工，议事会成员闻讯后立即联系卫生院，又通过大喇叭邀请热心村民前往老人家中帮忙。老人次日离世，村民自觉出力凑钱为其筹办后事。几天后赶回来的老人子女，看着收拾整齐的屋子、井井有条的安排，感激涕零。
“我们的议事会贴近村民生活，更能体现村民随时随地、互帮互助的团结精神。哪家房子坏了、电不通了、水管漏了，有事找议事会准没错。”合寨村村书记、村主任兰锋对议事会的“给力”有切身体会。通过议事会，村“两委”把村务决策权交给群众，决议公开、结果公开，赢得了村民信赖和支持。
合寨村对村民自治制度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歇。“村民议事会”制度逐步往屯一级推广，演变为“党群理事会”，以党组织号召、党群理事会搭台、群众普遍参与的方式，进一步拓展丰富村民自治内涵，小到帮村民搬东西、收粮食，大到整合土地、修建公共设施，党群理事会都参与其中。到2014年，全村11个自然屯均成立了党群理事会。
“在疫情防控中，党群理事会发挥了关键作用。”兰锋介绍，通过党群理事会牵头，每个屯由邻近的10户村民组成一个小组，推行“十户联防联控”，构建起乡、村、屯三级网格化服务体系。
80后蒙彦儒是新村屯党群理事会9名成员之一。不久前，新村屯商量重修田间小型渠道，有村民建议用水泥砌新渠道。蒙彦儒和理事会成员商量后向村委会提出来，最终被村委会采纳。“重大事项由群众说了算、工作成效由群众说了算”，这种“先讨论，再决定”的办事方式在合寨村贯穿始终。
随着外出务工村民越来越多，合寨村开始探索采用视频、电话或委托的办法让他们参与管理村务，有效提高了村民的参与率，也持续激发着乡村活力。村里先后引进外地企业和支持本地能人发展产业项目，2020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3万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1万元。
通过村民自治这个“传家宝”，合寨村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先后收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当年《人民日报》报道下山溪自然村贫困状况的版面。
3月16日，记者来到有“中国扶贫第一村”之称的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采访。
走在赤溪村主干道长安新街上，只见10多米宽的街道两旁矗立着白墙黛瓦的三层畲族风情民居，茶叶店、特产店、小酒楼鳞次栉比。除了成群结队的游客，几乎见不到本地村民。
村党总支书记杜家住告诉记者，村民都上山采“黄金”去了。杜家住说的“黄金”，指的是白茶茶青。今年春节后，宁德地区干旱少雨，新茶品质更佳，一斤茶青可卖到150多元。“一些村民凌晨三四点就戴着顶灯上山采茶，熟练的一天能采10斤左右。”
赤溪村415户1856人，畲族占43%。茶叶和旅游，铺就了赤溪村脱贫致富路，去年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其中白茶收入超过四成，旅游收入占三成。
回顾赤溪村30多年发展历程，杜家住不禁感慨万千：“从输血式扶贫到换血式扶贫，再到造血式扶贫，赤溪村发扬‘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精神，创造了‘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扶贫开发经验。”
赤溪村为外界关注始于一篇报道。
当年村民住的茅草屋。
当年出村的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赤溪村，有个“挂”在半山腰的自然村叫下山溪村，村民都是畲族人，有首民谣这样形容下山溪村的困境：“昔日特困下山溪，山高路险鸟迹稀；早出挑柴换油盐，晚归家门日落西。”今年75岁的村民李先如，说起那段岁月至今仍隐隐作痛，53年前，他眼睁睁看着难产的妻子因无法送医院而去世。
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王绍据写的一封读者来信《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信中写道：“他们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偶尔到外地买几斤大米，只能在春节吃两顿，或供妇女‘坐月子’吃几天。他们身上穿得破破烂烂，有的人买不起鞋子而光着脚板……”这篇报道把这个位于闽东太姥山西麓大山褶皱里的贫困山村展现在世人面前。当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就此启幕，赤溪村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
随后，全国各地纷纷给下山溪村寄来粮票、油票、布票和现金，福鼎县也免除了下山溪村征粮任务，并为22户村民每户送上3只羔羊和一些柳杉树苗。因为饲草和土质原因，羔羊不到一年损亡殆尽，柳杉苗种下去生不了根，“输血”式扶贫成效甚微。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下山溪村人均年收入仍不足200元，整个赤溪村贫困率在90%以上。
赤溪村长安新街。
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1995年新春，下山溪村实施整村搬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筹措了25万元，为下山溪村22户88位村民在如今赤溪村中心村所在地建起了两层砖木结构房子。搬迁前夜，李先如和儿子激动得一夜都没睡着觉：“我们每户只出80根木头，就住进了楼房！”下山溪村村民从此告别了背箩筐爬山路的历史。接下来的20年间，赤溪村另外13个自然村也分三期陆续搬至长安新街两侧。
搬迁之后，下山溪村村民住房改善了，出行方便了，但村民们还得回到10多公里外的峡谷去耕作贫瘠的山坡地，农闲季节，大家只能赋闲在家，大部分人依然啃着番薯。到2009年，1700多人的赤溪村800多人外出打工，贫困发生率仍高达4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承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序幕。赤溪村迎来了“造血”式扶贫新机遇，先后被列为省级开发扶贫重点村、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村等，获得一系列扶贫政策支持。
扶贫贵在精准，赤溪村积极探索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实现路径。在村党组织带领下，利用紧邻太姥山景区的区位优势和山地资源，加大旅游开发力度，发展特色产业，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流转土地1070亩，以“企业+农户+基地”模式，建起有机茶、名优果蔬、珍稀苗木等现代农业基地；组建赤溪旅投公司，建设旅游集散中心、下山溪溪谷度假区等旅游项目；修通了一条连接高速公路的通村路，目前通村公路总里程58.6公里，赤溪村出行步入“高速时代”……
村口矗立的“中国扶贫第一村”石碑。
随着产业不断兴旺，环境与日改善，不仅慕名来到赤溪村的游客多了，而且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多了，在外打拼的能人也陆续回来了。2013年，“90后”大学生杜赢带着女朋友回村里创业，在赤溪村开了第一家茶叶加工厂，去年产值达到400万元；2014年，在外打工的钟品灼回到村里，建起农产品种植与加工基地，当起了电商；2015年，在外做生意20多年的吴贻国回村参选村主任，带领村民种起了食用菌，当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600多元，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
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赤溪村干部群众视频连线，赤溪村迎来了“高光时刻”。总书记在视频中勉励赤溪村的乡亲们再接再厉，自强不息，继续努力。
赤溪村全景。
赤溪村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向贫困发起最后总攻，2017年底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2018年8月，以赤溪村为中心、辐射周边8个行政村的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纳入福鼎市整体规划，赤溪村驶上了“旅游富村、农业强村、文化立村、生态美村”的快车道。去年赤溪村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15万元。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一个只有62户286人的小村庄，在短短10多年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奇迹。
当年村民“战天斗地”的场景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这个面积仅0.47平方公里的小村庄年吸引游客600万人次，2020年，全村实现销售额10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10万元，成为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
这几年，周边模仿袁家村做民俗旅游的村不少，其中不乏斥巨资打造的，但成功者寥寥。袁家村飞速发展的动能是什么？长盛不衰的秘诀又是什么？3月25日，记者来到袁家村寻找答案。
当天天气乍暖还寒，天空飘着小雨，并不太适合旅游。可上午10点，记者站在袁家村口古色古香的牌坊下，看到的却是游客络绎不绝，热闹程度堪比黄金周。
上世纪七十年代袁家村村貌。
“真到节假日，就摩肩接踵，走不动路了。”袁家村党总支副书记王创战笑着说。接受采访前，他刚送走一批30多人的考察团，还有50多人的团队已在村部等候，留给记者采访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0多分钟。
随着袁家村声名鹊起，每年都有两三千批次的客人前来参观考察，有全国各地的，也有国外的，袁家村俨然成了陕西新农村建设的一张名片。
村史馆是一座很有历史感的红砖小楼，来到村里的游客往往直奔人气最旺的老街，大多忽略了它。而所有前来考察的人，都会先到这里看看，试图破译袁家村的成功密码。
袁家村小吃街上游人熙熙攘攘
“袁家村的现状不是一蹴而就的，几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改革的力度促进发展的速度。”在村史馆，王创战指着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边走边介绍。
上世纪70年代的袁家村，还是个“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的“烂杆村”。全村37户人家大多居住在破旧低矮的土坯房里，其中有15户居住在低洼潮湿的地坑窑里。1970年，24岁的郭裕禄成了村里的当家人，带领全村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户户有余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扬起了袁家村改革发展的风帆。在村“两委”的带领下，村里先后建成砖瓦窑等村办企业，将土地承包到户，发展果品产业。到2000年，袁家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8600元，集体资本积累达到1.8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家村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新任村书记郭占武的带领下，通过一系列考察、研讨，形成转型发展共识：通过支部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另辟蹊径挖掘关中地域文化、发展民俗旅游，赢得了优先发展红利。2012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130万人次。
袁家村一直走在改革创新的路上。为避免文旅项目同质化竞争严重，他们突破村域边界，“进城出省”多业态融合发展“飞地经济”，立足乡村、走向城市、走向全国，产业“棋盘”越来越大。“截至目前，已在西安、宝鸡、咸阳陆续开了17家城市体验店；位于青海、山西、河南、海南的‘袁家村’也相继建成开业。”王创战自豪地说。
离开村史馆，王创战风风火火地赶着去接待客人，村党总支副书记师馨一成了记者的“新导游”。她是一名年轻的选调生，因喜欢袁家村干事创业的氛围选择留在村里。她告诉记者，村“两委”班子年龄结构从70后到90后，非常有活力。
漫步在村里熙熙攘攘的老街、小吃街、酒吧街上，很难想象这个产值数十亿的庞大产业集群居然没有专职的管委会。10来个村干部既忙村务，又身兼管委会的职责，两套班子一套人马。
今日袁家村俯瞰
“村里通过制度设计，把农民培养成经营主体，用股份合作的方式，调节收入分配，把所有村民的利益绑到一块，大家都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村民自我管理，比专职的运营团队管理更有效。”师馨一说。
为避免一家挣钱、家家跟风的恶性竞争，袁家村在发展旅游产业之初，就规定经营项目不能雷同。比如小吃街上，卖羊血汤的只有一家，卖酸奶的也只有一家。各类经营项目有好有坏怎么办？村里通过成立产业合作社，股权分给村民。
第一家酸奶合作社成立的时候，村民都不肯入股，党员干部带头投入1000元，当年年底分红900元。此后，村民在入股这件事上，唯恐落于人后，现在村里共有30多家合作社，记者看到不少店门口都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社员名单、股金多少。以年产值高达3000万元的酸奶合作社为例，社员已经发展到140人，每个人的姓名明明白白地写在店门口的牌匾上。
“支部定出路，党员帮农户”是袁家村的制胜法宝。在党的农村政策指引下，村党总支始终立于改革发展潮头，因地制宜谋划发展思路。
“一人富不算富，共走致富路”是袁家村的成功秘诀。通过合作社调节收入分配，在保障集体利益的同时，兼顾每家每户利益，最大限度地激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与时俱进，让新发展理念落地生根。袁家村人正阔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
小吃街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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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街上探“真经”
袁家村有条100多米长的小吃街，挤挤挨挨分布着98种特色小吃，乍一看，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就是这条不起眼的小吃街，十几年来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既没有食品安全问题投诉，也没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持续为村民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
食品安全，是袁家村的一块金字招牌。尤为让人惊叹的是，十几年前小吃街开门迎客时，村里定下的诚信经营规矩，全体村民自觉执行至今。
小吃街上转一圈发现，烙面、酸辣粉条、粉汤羊血、臊子面等小吃目不暇接，每家不重样，一家一品，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用的都是袁家村油坊生产的菜籽油。村副书记师馨一说，这是小吃街开张时村里定下的规矩，为的是从源头上把控食品质量和安全。
3月25日上午10时许，“厚德麻花”门口，购买者排成了长队，几名身着民俗服装的妇女正忙着搓麻花，一名妇女站在翻滚的油锅前，麻利地将麻花生坯放进油锅。她告诉记者，这一锅油120斤，成本就要1700元，每隔3个半小时整锅油必须换掉，因为经科学测算，滚油4个小时后就会产生有害物质。虽然“厚德麻花”2元一根，是市场价的双倍，但生意却越来越好，一间小小的麻花店，一年毛利竟超过百万。
除油以外，小吃街所有店家所用的面粉、辣椒、醋等原料，一律由村里作坊统一供应，不允许私自从村外采购，违反者一律取消经营资格。村里每月还组织食品卫生大检查，得分最低的停业整改。
“自己家人吃啥，就卖给游客啥，保证没有二样。”一名小吃店店主的话，道出了小吃街长盛不衰的秘诀，也从一个角度说出了袁家村成为网红打卡地背后的真经。
“如果不能守护亲情，就是挣个金山银山，又有啥意义呢？所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在家门口引进企业，党员干部个人垫资建厂房租给企业，如今我们村外出打工者为零，让爱回归家庭。”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河南省新乡市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发言时说的这番话，迅速冲上社交媒体热搜榜。裴寨，这个“中原名村”再度引发公众关注。
地处太行山余脉丘陵地带的裴寨村，土薄石厚、干旱少雨，“吃水要过箩，红薯当白馍，光棍排成队，冬天不穿鞋”曾是裴寨的真实写照。当初这样一个“省级贫困村”，是如何在短短十几年间逆袭成为“全国文明村”的呢？带着好奇与疑问，记者4月上旬前往一探究竟。
裴寨人曾经住的土窑洞
削平荒山建新村
走进裴寨村，映入眼帘的是成排的洋房、宽敞的车道、盛放的樱花以及嬉耍的孩童。
“差点以为进入了别墅区！”村干部裴龙德接过话茬，“以前村里全是土窑洞和土坯房，天气干旱乡亲们盼下雨，可房子破败又担心房倒屋塌，大家雨天都不敢睡。”
裴寨村巨变要从2005年说起。那年村“两委”换届，此前村主任一职已空缺9年，老支书裴清泽和父老乡亲们商量后，决定请村里走出去的能人裴春亮回村当主任。彼时，裴春亮在县城的生意可谓风生水起，他虽然经常捐钱捐物回报乡梓，但从没想过要回村当干部。
“老支书，缺钱缺物您只要说一声，我裴春亮绝无二话，可这事儿真不成！”老支书 “三顾茅庐”，前两次全都碰了壁。10多天后，老支书索性带着村里六七十号人浩浩荡荡进城，把裴春亮堵在了家里。看到这么多父老乡亲，裴春亮先是一愣，然后赶紧把大家迎进家门。大家伙轮番劝了几个小时，可裴春亮就是不松口。眼看到了深夜，老支书对裴春亮说：“到底回不回，给个痛快话吧！”
“70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屋里静得只能听见表针声和自己的心跳声，乡亲们的苦不断闪现脑海中，感觉血液一下子涌上了头，无法拒绝乡亲们一颗颗滚烫的心。”裴春亮回忆道，“同年4月，我以94%的得票率当选村主任。”
当年的裴寨村，大多数人还住着五六十年代盖的土坯房，有17人因为房子太差娶不上媳妇。“盖房子是农村人的大事，一定要让乡亲们住上新房！”2005年6月，裴春亮自掏腰包给乡亲们建新房。这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定了裴寨人建新村的信心。
裴春亮捐资建成的裴寨新村
为了不占用一分耕地，新村选址在村南的荒山上，裴春亮说，“光挖山就挖了8个多月，运走土石80多万方，平整出100亩地的新村村址。”奋战三年半后，集160套二层“小洋楼”、幼儿园、体育场于一体的裴寨新村正式落成。
裴春亮还请相关部门为每家每户办了房产证，并当场承诺：“以后这房子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2008年冬至那天，裴寨人放鞭炮鸣礼花，欢天喜地庆乔迁。
过去挑水点种，望天收
就业就在家门口
“听党话、跟党走、同创业、共致富。”是裴春亮上任时的誓言，房子问题解决后，创业致富快速提上日程。“不能让乡亲们住着新房，饿着肚皮！”裴春亮和老支书下决心拔掉穷根。
党员干部带头把老村的破土房拆除，复垦土地600亩，兴建了钢架地温大棚、玻璃日光温室等750余座，成立蔬菜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350余户1250多名群众发展高效农业，每亩土地年收益由五六百元提升到五六万元，最高的每亩达10多万元。
裴春亮带着党员干部外出考察，梳理出“大产业与小产业结合，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结合”的发展思路，用滚雪球的方法先后筹资15亿元，创建产业多元的春江集团，让裴寨村实现了“人人有活干、家家有钱赚、户户是股东”的致富梦，人均年收入由2005年不足千元增长到2020年的超2万元。
贯穿裴寨村的卫吴公路为商业发展带来了极大便利，村“两委”带领群众规划建设了一条新街，把7米宽的老街扩建成25米宽的商业街，建起1000多间门店；又把村边的荒沟整理成建设用地，采取免费提供厂房、减免水电费等措施，引进上海衣尚、河南禾合、苏州澄新3家服装企业入驻，打造了可供2000人就业的服装产业园，让群众真正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我亲眼见过多少次，夫妻俩出去打工，把孩子丢给老人照顾，春节回家时，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在村口等，让孩子叫爸叫妈，孩子光往爷爷奶奶身后躲，就是不叫。”裴春亮说，以前这种让人心酸的场景在裴寨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农工商齐头并进，人人在家门口就业，彻底斩断了“伤别离”。
复垦老村，发展高效农业
文明春风润乡亲
“一个和尚挑呀么挑水吃，两个和尚抬呀么抬水吃……”在裴寨老村旧址，正在跳舞的中年妇女落落大方。“这是村民在拍抖音视频呢！”裴龙德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在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上下功夫。裴寨村提出的“情德法”融合治村理念，就是用质朴的乡情团结人、以道德的力量感召人、以法律条文规范人。
前几年，乡亲们日子红火起来后，也暴露出小富即安、贪小便宜等坏毛病。“比如，明明每家每户都有抽水马桶，可为了省钱还是去公厕排队，甚至连公厕里的卫生纸也有人偷偷拿回家。”裴龙德说，改变陋习首先从党员干部做起，有一次一家企业的司机随手将烟头扔在了路边，同行的裴春亮二话没说，弯下腰就把烟头捡了起来，司机满脸通红，搓着手不停地道歉。“现在走在村里，看到纸片啊垃圾啊，连小孩也会主动捡起来！”
“捡纸片捡烟头事儿虽小，但唤醒的却是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村史馆讲解人王健介绍，前段时间，村里建设占地2000多亩的薯品产业园，土地流转涉及村里49户村民，原计划3天内签完协议，结果不到1天全部签完，没想到第一个来签协议的竟是村民宋秀清。宋秀清曾经和婆婆关系特别不好，和邻里也有过摩擦，可她却把卧床10多年的丈夫照顾得非常好。裴春亮等村干部发现她这个闪光点后，将她评为村里的道德模范。从此之后，宋秀清不仅对村里的大小事务非常热心，和婆婆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那天签协议时，宋秀清说：“裴书记从回村到现在，自掏2个多亿为村里办实事办好事，现在也轮到俺为村里做点事了。”
昔日裴寨商业街
解码发展“加速度”
因为要出差北京，裴春亮将原先约好的采访时间提前了一天。
“我要代表春江集团，去北京和一家大公司洽谈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裴春亮说，这个总投资126亿元、设计年发电量超30亿千瓦时的项目，位于辉县市黄水乡境内，是打造沿南太行生态经济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裴寨村第四个五年规划中比较关键的一步。
据介绍，裴寨村从2006年开始制定五年规划，以规划引领发展。今年起，裴寨进入第四个五年规划，主要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发力，向着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迈进。
裴寨村名气大了之后，总有人问裴春亮跨越式发展的秘诀是什么，对此裴春亮的回答很简洁：那就是听党话不打折扣！“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建成了配套设施齐全的裴寨新村；2009年，党中央提出‘大力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我们就整合全乡24个行政村中的11个行政村，建成了入住11800人的裴寨社区；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就大力发展服装加工业，为张村乡妇女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正是听党话、跟党走，让我们裴寨跑出了发展‘加速度’。”
扩建后的裴寨村商业一条街
“裴寨村还有什么‘大招’？”裴春亮“卖了个关子”：“招数大不大要十年八年后才能见分晓。”结束采访的当晚，裴春亮给记者发来一个视频，视频中七八个孩子在裴寨新村“习书堂”中，用标准的普通话诵读“半条被子”的故事，声音通过 “大喇叭”传遍村里的每个角落。
是啊，抓娃娃抓教育，才是久久为功的“大招”。